《大国信心：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二、 战胜困难 免费试读
二机部在向所属单位发出的的电报中指出：
“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因此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聂荣臻明确指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
聂荣臻说：“中国人民是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
决定独立研究原子弹
１９６０年８月，苏方专家撤走后不久，聂荣臻激愤地说好嘛！逼上梁山！那我们就自己干吧！看来，靠人是靠不住的，也是靠不起的。
从此，我国核武器事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早在，１９５９年７月，党中央开始感到苏方有撤走专家的苗头时，周恩来就向前来汇报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的决策。
周恩来说：“我们不理睬它。要准备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要有用８年时间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的思想准备。”
就在当月，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随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于敏、龙文光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也先后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
１９６０年８月９日，二机部在向所属单位发出的《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中指出：
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因此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
就在这时候，我国发生了连续３年的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建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为此，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
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的支援。
１９６１年８月，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８字方针。
在这种形式下，核武器研究所又出现了原子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
聂荣臻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他力主继续攻关。聂荣臻认为：
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
同时通过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感到“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下去，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领域的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
８月２０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全文共５０００多字，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
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国防尖端技术，不但不应该“下马”，而且“要加紧进行”。
此后不久，聂荣臻派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率领调查组到二机部核工业建设基地和原子弹研究设计的第一线进行考察。
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落实８月２０日报告中提到的三个铀矿山的开工建设情况，以及选矿、冶炼、金属加工和武器装配工厂的建设情况，并安排一部分关键设备投入试制。
张爱萍就率领着调查班子远赴大西北，展开了深入地调察。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进行扎实地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深入地交流。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份长达５０００字的报告。
报告为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６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会议结束那天，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来自全国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欢聚一堂。会前，聂荣臻特别指定了竺可桢和钱三强在会上代表科技界发言。
当钱三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钱三强在介绍了有关科技攻关的情况之后，激动地宣布：
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国将在预定的时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钱三强宣布的“预定时间”，就是聂荣臻在１９６１年提出的：国庆十五周年前后，即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日前后，试验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２年夏天，二机部部长刘杰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组织的读书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海滨凉风阵阵、气候宜人，刘杰心里却难以平静。
因为他陆续收到一些内部简报
其一，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
其二，中印边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
其三，世界上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进展纷纷猜测，每隔一段时间新闻媒介就掀起一场中国即将爆炸原子弹的传闻，有的甚至说中国已经爆炸了原子弹。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央领导对二机部的工作进度非常关心。
周恩来不止一次关切地问：“刘杰，美国的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
宋任穷同志在１９６０年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后，刘杰接任二机部部长，作为核工业战线的主要领导，他深知自己肩头的责任是多么沉重。
早在１９６０年，苏方专家撤走后，刘杰作为二机部长，组织原子能战线迅速调整力量，转入全面的自力更生。
经过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上半年的努力，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还有许多重要技术难关没有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刘杰能给中央一个明确的回答吗？二机部１９５９年提出的“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能如期实现吗？
很快，二机部领导经过讨论，于９月１１日，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
争取在１９６４年最迟在１９６５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１０月１９日，国防工委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并提出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
１０月３０日，国防工委主任罗瑞卿向党中央写了建议成立原子弹中央１５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说：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会震撼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这个建议，在１０月１９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总抓，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可附设在国防工业办公室。
１１月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报告上指示：
拟同意，送刘、周、朱、彭核阅。１１月３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１１月１７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１５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
邓小平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要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１５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包括７名副总理和７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都是国家政府、军队、工交、财贸、科研、文教卫生各方面的负责人。
他们参加中央专委，就能够根据中央要求，动员各方面力量参加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攻关。
因此，中央专委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共召开了９次会议，确定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重点，批准并组织落实二机部的“两年规划”，讨论解决了１００多个重大问题。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组织领导下，围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攻关项目，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
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有关部委、有关地区都为核试验事业大开“绿灯”，先后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等２６个部委、２０个省市、自治区包括９００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原子弹技术研究成功捷报从核工业中的各个战线上频频传来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四氟化铀车间投料生产。
１９６３年３月，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８月２３日，衡阳铀水一期工程完工，并开始试生产。
１１月２９日，***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１２月２４日，一比二核装置聚合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兰州浓缩铀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毛泽东高兴地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批示：“很好”。
５月１日，第一套合格的铀部件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工艺车间诞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即铀球，像一个新生婴儿呱呱坠地了！经过严格检验，铀球品质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随后，根据中央专委的部署，第三机械工业部组织沈阳、西安两个航空发动机厂完成了几十套原子弹装置中的大型金属部件的制造任务。
６月６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次试验除了不用核活性材料之外，其他部件全部采用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时所用的材料和结构。引爆系统也是采用核爆炸试验时相同的系统。
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它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成功在握。
６月２６日，一座１０２米的高塔从罗布泊拔地而起。
７月２１日，张震寰来电传达了周恩来关于预演工作的指示。周恩来的指示强调：
模拟产品运输工作要做细致、做周到，防止意外，每个环节都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预演工作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要通过预演训练人，考验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确保试验成功，遵照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朱卿云为秘书长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
同时，还成立了以张爱萍为主任委员、刘西尧为副主任委员，有各参试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共６８人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
试验委员会下设１２个部、队、室，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工作部、影工作部、第九作业队、第二十一作业队、效应试验队、办公室，具体负责试验的各项工作。
对进入场区的一切单位、所有人员，都按照试验的战斗编成，编入试验的指挥序列，并逐级建立了指挥机构。
８月２４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宣布两委的组成和人员名单，确定了预演的活动日程。
２６日，场区的预演工作正式开始，先是由各单位分别组织单项、单元演练，着重检查技术操作和小分队的行动。
２７日，按正式试验的要求进行全场综合预演。着重检查控制系统对原子弹的引爆和各测点的联动以及全场的协同动作。
２８日，试验常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强调各单位要进一步搞好单项、单元预演工作秩序和建立工作制度，任何岗位都必须明确统一领导指挥、技术专业和政治思想工作三大任务，并决定实行“五定”的岗位责任制，即：
定职务、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定人员，更科学地组织指挥试验。
同年９月，原子弹运往罗布泊。
为保证这颗核弹的绝对安全，专门成立了保卫工作小组。
这个保卫小组由４人组成，即基地保卫处副处长崔寿桐、公安部科长胡伯鑫、王学玺、马杰成。主要任务
是核弹的运输安全试爆前的保卫工作。
９月１６日，张爱萍和刘西尧向中央专委作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安排的汇报。
于是，选择爆炸试验的时机提上了议事的日程。当时有迹象表明：某超级核大国有阻止我国进行核武器试验的企图。因此，有破坏我国核设施的动向。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我国首次核试验时机选择，成为中央专委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９月１６、１７日，中央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即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最后，中央专委议定：
进行首次核试验的时机，等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最后决定。但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二机部、国防科委要继续积极稳妥地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
最后，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指出：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于是，中央专委果断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召开了一次极为机密的专委小会。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
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
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
周恩来对首次核试验的保密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准向外人、包括向自己的亲属泄露任何有关试验的信息。
９月２７日，张爱萍、刘西尧飞回核试验基地。
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初，原子弹零部件从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分批运到试验场区，然后在离铁塔约１５０米的地下室里，装配成了原子弹的装置。
于是，试验进入最后的待命阶段。
１０月９日，试验基地党委根据气象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１５至２０日之间，张爱萍随即派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乘专机赴京向周总理报告。
１０月１０日２时，“３２４１”号专机从罗布泊２０１机场起飞。飞机到包头后，因风沙不能继续飞夜航，接着军委派另一架飞机将李旭阁连夜接到北京。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时１０分，拟定试验时间的报告送达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王亚志处。
１１日２时，王亚志告知刘杰办公室：
这个报告总理已批送中央首长传阅。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周恩来的短笺这样写道：
张、刘两同志：
１０月１１日３时１０分的报告已阅，望告张、刘，拟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
从１０月１５日到２０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以暗语进行。
当晚０时１０分，北京试验办公室根据二机部部长刘杰的布置，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试验场区。
正式试验的时间范围得到中央批准后试验委员会便开始集中力量搞天气预报。第二天，气象部门预报１６日左右有出现好天气的可能。
于是，试验委员会便把试验的日期瞄准在１５日至１６日之间，并按１５日着手进行准备。
１０月１３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召开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可以进行正式试验。并确定：
第一，这次试验一定保响，确保安全，并基本保证测量数据准确；第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第三，“０”时选择的关键在于气象预报；第四，要做好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１０月１４日，周恩来亲自做了批示：
同意１６日作为０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０时确定后望即告。
０时５０分，李鹰翔用保密电话把总理批示传达给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
１０月１５日早晨，张爱萍、张蕴钰、李觉、朱卿云去发射铁塔检查和落实准备工作；张震寰去主控站检查和落实准备工作。接着，他们分头到各个单位进行的检查和落实。
１５日，试验委员会向各参试单位发出做好“０”前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务必以０时为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保证试验任务胜利完成。
１６日凌晨，李觉向试验委员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测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６时３０分开始插接雷管，张爱萍等签字批准。
接着，各单位进行最后的自检、互检和领导检查。张爱萍、刘西尧等亲自到各关键岗位进行检查落实。
按照试验委员会的安全规定，上午清场。
９时左右，张蕴钰、朱卿云、李觉、胡若嘏分乘两辆吉普车来到铁塔进行最后的检查。
车到发射铁塔下，他们在警戒线外下车。李觉对塔上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会儿再上去。张蕴钰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举手致意，然后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
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进行接装插雷管的工作。
当检查完核心部位的工作后，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警卫战士立即撤离爆心区。张蕴钰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来，向铁塔看了最后一眼。
发射“０时”一秒秒地逼近，主控站内气氛肃穆。钟表“咔咔咔”的声音，如洪钟般地敲击着每个人的耳朵和心脏。坐镇指挥的张震寰看了一眼手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Ｋ３！发！”
“Ｋ３”指令出发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９、８、７、６的读秒声，让每个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紧张。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北京时间１５时，发射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指令员“起爆”的口令过后，隆隆的爆炸声伴随着大地的震颤接踵而来。
“０后”１分钟，距离爆心１０公里远的防化连排长李秉太和战友们，打开了隐蔽工号的坚固大门，他们拿起事先就打开了的仪器，第一个冲出门外。
接着，战士们跑步冲向发射阵地，仅用了约２０秒的时间，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向预定空域发射取样伞。
这时，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还没有形成，能见度非常好。最初跃入他们的眼帘的，是一个通红的大火球，紧接着是翻滚着的黑烟团。
烟团中间好像包着一团火，在翻滚中时隐时现。云团正对着地面上，周围的尘土都急速地向中心移动，接着，就形成了下粗上尖的尘柱，迅速地向翻滚着的烟云接近。
这时，炮兵分队发射的取样伞，正好不偏不倚地落在云头上方，一个接一个地张开，缓缓地降入到烟云中。几分种后，云头变大，与升腾的尘柱相接，形成了壮观的蘑菇云……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国新华社受权发布新闻公报：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
研制成功仿制导弹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用地爆形式试验成功
但西方一些军事情报部门对此却不屑一顾，认为那次试验成功的不过是一个“原子装置”，至少还要过好些年，我国才能将这种“原子装置”变成适应飞机和导弹使用的原子弹。
西方的一些媒体则用“中国有弹没枪”来嘲笑我国的国防能力。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预言：中国５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
的确，原子弹如果没有导弹的运载，它的威慑力量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导弹如果没有核弹头，它的杀伤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两弹”结合意义非常重大。
在世界武器库中，导弹和原子弹相继问世的初期，人们并没有想到把它们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
这一方面是因为，初期的原子弹，其重量和尺寸都大大超过了当时导弹的运载能力。
例如：美国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投掷于日本广岛的“枪
式”原子弹，直径２８英寸，长１２０英寸，重７０００磅。投掷于长崎的“内爆式”原子弹，直径６０英寸，长１２８英寸，重１万磅。而当时的导弹最多只能携带１８００磅的弹头。所以，二者自然没有结合的可能。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初期的导弹命中精度很低。例如，当时由德国最先研制成功的“Ｖ－２”导弹，飞行１３０英里就要偏离目标５英里以上。
据说，导弹史上有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晚，德国发射“Ｖ－２”导弹偷袭英国伦敦，竟有一枚导弹在飞行途中失灵，掉过头来直向德国首都柏林飞去，在希特勒的防空指挥部上空爆炸了。
因此，当时还没有一位科学家能预见到，导弹和原子弹是天生的一对，总有一天会“联姻”结合在一起。
但是，１９５１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这一年，美国用飞机空投试验了一种可用做导弹核弹头的小型原子装置。
因此，美国当即对研制导弹核武器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为此，美国空军制定了一项神秘的研制计划，调集了大批科研人员，开始研制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经过７年的努力，美国于１９５８年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弹道导弹同氢弹头配套组成的导弹核武器“雷神”中程战略导弹。
如果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算起，其间经历了１３年。
因此，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美国政府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导弹研究能力作了过低的估计。
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在５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并推断中国至少要１０年之后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导弹核武器成了美国推行核威胁战略的一张王牌，也成为美国和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进行激烈较量的主要焦点。
针对西方国家核恫吓的气焰，我国在成功爆炸原子弹的７个月后，即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４日，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的空投试验。
５月１４日这天，一架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从西北某空军机场起飞，飞临试验场上空，飞行员按照预定程序，将原子弹投掷下去。
只听一阵巨大轰响，原子弹在最佳杀伤高度和预设中心点，准确实现了空爆。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试验达到了预定目标。
自从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世界核大国就密切关注着我国核技术的发展。
当时，美国空军曾派出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多次潜入我国领空，企图窃取有关情报。后来，我防空部队先后用导弹击落了６架美国和台湾的侦察机。
面对我国核爆炸的一次次成功，美英等国纷纷猜测：
我国正在加快进行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但又断言我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小型化核弹头。
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我国决心加速导弹核武器的研制。
其实，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瞄准了导弹核武器。
１９６４年５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研制成功的前夕，担负我国国防科技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就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科学家开会，指出原子武器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炸响，然后与导弹结合；二是研制氢弹。
同年９月，中央决定启动导弹核武器研制计划。这项计划确定同时在两条战线开展研制工作。
一条战线是加快现代火箭技术的研究。火箭是导弹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我国的导弹一开始是仿制苏联的产品，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后，就转入了自行设计。
由仿制走向自行设计，是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经历过失败和挫折，但研制人员没有气馁和后退，终于从失败走向了成功。
我们都知道，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德国就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导弹。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所以说，中国，这个古代火箭的故乡，在火箭技术领域已经大大地落伍了。
早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中央决定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谢光选，我国早期火箭专家之一，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５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１９４６年年毕业于一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兵器制造系。于１９５７年３月，被调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分配在总设计师室工作，参与苏制Ｐ－１导弹的拆装、测绘工作。
同年１１月，谢光选被调国防部五院第一分院，即后来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设计室工作，主要负责我国第一代火箭技术的研制。
１９５７年９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导弹新技术的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
１０月１５日，中苏双方就谈判结果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又称“１０月１５日协定”。
在这个协定中，苏方承诺在１９５７底至１９６１年底，向中方提供包括Ｐ－２导弹在内的几种导弹样品及相关的技术资料，并派遣导弹技术专家帮助中方进行仿制。
消息传来，我国国防部五院的全体科研人员都兴奋不已。谢光选他们把手头上正在进行的Ｐ－１的设计工作也停了下来，开始全力以地赴迎接仿制工作的到来。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大家真可谓是白手起家。当时，既没有完善的科研机构，又没有过硬的研制队伍，更谈不上技术基础，就连个立锥之地也没有。
为筹建国防部五局即导弹管理局，和国防部五局即导弹研究院两个机构，中央同意用两座闲置的军队疗养院和一所医院的旧址作为五局和五局的驻地。
关于研制队伍问题，聂荣臻把它作为发展导弹技术的战略问题摆在首位，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
仅１９５６和１９５７两年，从工业部门、军队科研单位和相关院校调来五院工作的、６级以上技术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就有６４人之多，而谢光选正是其中之一。
为适应仿制工作的需要，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国防部五院又成立两个分院。谢光选所在的总设计师室被划分到一分院，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
同年１２月，为培养一支导弹研制的骨干队伍和训练战斗使用、维护和操作人员，国防部五院和炮兵司令部共同商定联合组建炮兵教导大队，参加学习的学员被分成指挥、发射、技术和运输４个专业。
１２月底，根据“１０月１５日协定”，苏方给谢光选所在的国防五院运来了两颗“Ｐ－２”导弹，和一套地面发射控制设备。同时，还派来了一个“Ｐ－２”导弹缩编营，负责对我国测试、发射和操作“Ｐ－２”导弹的人员进行训练。
１９５８年４月，一分院在国防部五院总设计师室的基础上，成立总体设计部。
当时，谢光选被任命为这个设计部的综合试验室主任，负责发射运输设备、加注设备、遥测试验设备的研制和大型试验的组织准备工作，并担任“１０５９”导弹地面设备的总负责。
所谓的“１０５９”，就是说，当时按中央的要求，谢光选和他的队伍的必须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前完成“Ｐ－２”导弹的仿制任务，所以，“Ｐ－２”导弹在中国的代号为“１０５９”。
同年５月，聂荣臻和黄克诚一起部署“Ｐ－２”导弹的仿制工作，仿制和建设导弹研制基地成了国防部五院压倒一切的两大任务。
“Ｐ－２”导弹是苏联仿制德国“Ｖ－２”的改进型导弹。它的全长约１８米，最大直径约为１６５米，起飞重量约为２１吨，采用液氧和酒精作推进剂。发动机地面推力为３７吨，有效射程５９０公里。它采用惯性加无线电横偏校正的制导系统，并携带有常规弹头。
同年６月，北京的盛夏，酷热难耐。就在这时，苏方第一批“Ｐ－２”导弹的图纸资料运到了五院，谢光选和他的技术队伍便积极投入到翻译工作中。
他们只花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导弹总体的第一批图纸资料翻译和复制工作，并下发总装厂对照拆装和仿制。其他各系统和设备的图纸资料，也陆续分发到各主制厂。
一开始，仿制工作困难重重，谢光选他们先后遇到了四大难题。
首先，是苏方提供的图纸资料有的不齐全，尤其是导弹系统地面设备和整机所属的二次协作资料短缺太多，这给谢光选他们的仿制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要知道，导弹是—个完整的庞大的系统，缺少哪一个部分都是不行的。所以，谢光选他们只能通过测试样机绘制成图，并在制造厂工人的配合下，才可能填补这方面资料的空缺
其次，是我国在导弹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元器件品种上规格不全，缺档太多。这是谢光选他们遇到的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除从苏联进口少量特殊牌号、特殊规格的原材料外，其余的大部分都需要立足于我国国内解决，即或安排有关工厂试制，或寻找代用材料，以解燃眉之急。
其三，是导弹投入制造时的设备问题缺乏。要知道，制造导弹，焊接是最常用的工艺之一，它就像缝衣服离不开针线一样。
而当时，“１０５９”总装厂只是一个以铆接装配工艺为主的飞机修理试制厂。因此，工厂既缺少各种焊接设备，也缺乏生产大型钣金件、大型模具、装配夹具、弹体型架所需的大吨位水压机、大型车床、精密机床等等。
虽然当时五院从苏方也进口了一些这方面的专用设备，“１０５９”总装厂自己也制造了一些简易设备，但只能部分满足仿制需要。
而大型钣金件成型，是仿制工作中一个突出的关键性难题。后来，经过五院领导、仿制工程技术人员和制造工人的集体攻关，并在湖北武汉锅炉厂的大力配合下，谢光选他们终于克服了这个难关。
其四，是部分制造工厂的技术力量薄弱。要知道，“１０５９”弹体的８个大部段，除液氧箱外壳为铆接工艺外，其余均为焊接工艺。而焊接工艺又分为：手工及自动电弧焊、手工及自动氩弧焊、点焊、滚焊、对接焊
等等。
但是，“１０５９”总装厂不仅焊工数量少，而且工种也不齐全。例如，氩弧焊是当时比较新的一种焊接工艺。氩气我国国内不能生产，主要依靠进口。
而当时，国家培养一名氩弧焊技术工人，就像培养一名飞行员一样，要花费极高的成本。而且，人们也通常把氩弧焊技术工人的手称作“金手”。因此，为了保护这样的“金手”，工厂通常不让他们干重活或杂活，以保证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心思焊出合格的产品。
由于我国科研人员对导弹制造的特点缺乏应有的认识，再加上没有严格的工艺标准，以至于“１０５９”在仿制生产中出现不少质量问题。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１９５９年３月，国防部五院决定建立设计师制度。与此同时，一分院也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下厂参加“１０５９”仿制生产。
于是，谢光选带头下厂，在实践中向苏联专家、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学习。
通过这种锻炼，谢光选他们一方面掌握了国外同行们在导弹领域的设计理念、核心技术和元器件性能，为日后进一步学习、消化国外的技术资料，并过渡到自主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锻炼，他们也学习了国外严格的工艺规程、工艺纪律和质量意识，也为仿制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就在“１０５９”的仿制工作排除万难，即将进行总装的时候，苏方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全部专家，中断了对我方的援助。
１９６０年８月１２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最后３名苏联专家奉命回国。这给正在进行中的“１０５９”总装决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苏方的这一举动，激起了五院全体科研人员的愤慨。包括谢光选在内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国的“１０５９”导弹制造成功并发射上天。
８月月１４日，聂荣臻在北戴河接见国防部五院的领导王秉璋、王诤。聂荣臻鼓励他们说：
中国人民是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导弹。
他还说：
１０５９”不要忙着在“十一”发射，应该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再试
９月１０日，距最后一批苏方人员撤离不到１个月时间，经过拆装练兵和重新组装的一发苏制“Ｐ－２”导弹，在酒泉火箭试验基地发射试验成功。
随后，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仿制导弹的成功发射，国防部五院于９月１９日发布了《“１０５９”试射几项规定》，并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试验队伍。
同时，总体设计部还派出了以谢光选为首的７７人试验工作队伍，一方面是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是让谢光选他们亲身实践，以便获得导弹在冬季发射的相关知识。
１０月９日，聂荣臻在三座门接见了包括谢光选在内的国防部五院中青年科技人员代表，勉励他们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突破从仿制到自行设计这一关，建立我国的导弹体系。
聂荣臻的鼓励，使谢光远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我国的“争气弹”尽快地搞出来。
１０月２３日，装载导弹的专列从北京启程前往酒泉发射基地。到达试验基地后，发射场全体人员立即投入紧张的测试工作中。他们细致检查每个系统的配套，认真测试和分析每个仪器设备的性能参数，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个元器件、零部件是否牢固，焊点是否可靠等等。
１１月４日晚，谢光选乘车去发射阵地地下室执行任务。他的心情十分紧张，生怕有所闪失。因为，这是我国仿制的导弹第一次发射呀！
１１月５日凌晨，基地的气温零下２０多度。“１０５９”导弹矗立在发射台上，探照灯把整个发射场照得如同白昼，各种特装车辆井然有序地进入各自的工作岗位。
发射的时刻终于到了。随后，倒计时开始报数：“５、４、３、２、１、点火！”
顿时，导弹尾部喷出一道浓烈的火焰，缓缓地脱离发射架。导弹起飞几秒钟后，按飞行程序转弯，逐渐加速，最后变成一个亮点，向正西方向飞去。
几分钟后，弹头落在距发射台５５０公里的目标处。
“发射成功！”消息传来，发射现场一片欢腾，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当晚，聂荣臻在酒泉发射基地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举杯祝酒时说：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广大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以及***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聂荣臻发自肺腑的话，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员，大家都热泪盈眶，纷纷举杯庆祝，都为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感慨不已。
早在１９６０年初，“１０５９”导弹总装攻关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我国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建国以来的最困难的局面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导弹、原子弹这些国防尖端武器还搞不搞？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既然目前我国国家财力有限，搞尖端技术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停下来。也有人认为，发展尖端技术困难太大，现在没有外国技术的支持，我们应该慢慢来。因此，目前“１０５９”导弹总装攻关应该暂时“下马“。
但是，毛泽东却在一次会议上说：
国防尖端技术不能停，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同时，针对赫鲁晓夫毁约撤走援华专家这件事，他斩钉截铁地说：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啊！那我们就自己搞！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得呢！
周恩来、陈毅、聂荣臻也纷纷表态：目前的条件无论多么艰难，导弹、原子弹应该继续攻关。
此后，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１０５９”导弹不得“下马”，并要求国防五院尽快突破我国自主设计的“两弹”技术。
于是，一个新的选择就摆在了谢光选他们面前：仿制成功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大步走还是碎步走？也就是说，是直接搞中程导弹还是先搞个中近程的导弹？
这时候，聂荣臻的意见给了谢光选他们一个明确的方向，聂荣臻说：
要先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关要一个一个过，过了近程的关，再过中程的关。搞中近程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消化、吸收仿制“１０５９”的成果嘛。
通过挖潜、改进、提高射程，来提高我们自己的设计水平嘛。
就这样，我国自主设计第一颗中近程导弹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发射中近程导弹失利
经过近１年的研究、挖潜、改进，由谢光选他们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训练弹，终于在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检验出厂。这发导弹被命名为“Ｂ型导弹”。
随后，在发射基地，他们又摸爬滚打了１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训练弹的发射任务，发射结果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要求。
随后，１９６２年２月，我国第一颗中近程导弹在总装厂测试完毕。为稳妥起见，按国防部五院要求，谢光选他们对这颗中近程导弹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检查。
３月４日，总体部按照分院的要求，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发射工作。随后，由王诤、林爽带队，发射人员随导弹专列向酒泉基地进发。同时前往发射基地的还有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秘书长安东。
导弹抵达酒泉基地后，发射人员经过近半个月的临场技术检查测试和发射阵地综合测试，最后进行了燃料加注、方位瞄准和发射前的检查工作。
３月２１日，东风基地。弹体上喷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８个大字的Ｂ型导弹，耸立在发射架上。
王诤望着它修长的身材，在发射架上还有点摇摇晃晃的，便开玩笑地说：“我怎么觉得它像林黛玉呀。分明有点弱不经风嘛！”
钟赤兵白了王诤一眼，埋怨他在这样的时候还开这种不吉利的玩笑。老实说，钟赤兵心里也紧张啊。
钟赤兵又看看火箭专家们，他们还像往常那样平静地等在那里，甚至脸上还有一丝笑容。钟赤兵的心也就松弛下来了。
其实，专家们的心情也并不轻松，这毕竟是我国的第一颗自行设计的导弹。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在这种临战的前夕，谁不紧张谁不焦虑呢？
当时，就听发射控制室发出口令：“１５分钟准备！”９时５分３３秒，控制室发出最后的指令：“牵动！”“开拍！”“点火！”
霎时间，导弹的尾部一股火焰喷涌而出，导弹从烈火中腾空而起。看到这里，发射场说有的人又叫又跳欢呼道：“成功了！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可是，大家立即发现，导弹在飞离发射台几秒后，即出现摆动和滚动，明显地偏离了预定的发射面，向北飞去。
１８秒，发动机起火，火苗从尾舱窜出，随后发动机熄火。６９秒，导弹垂直坠毁在距发射台不远的地方。顿时，地面被炸出一个深４米、直径２２米的弹坑，升起的烟尘有１００多米高。
霎时，发射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击，让发射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
几秒钟后，大家终于回过神来：“失败了！”有的人当场就哭出声来。
随后东风发射基地将发送失败的消息汇报给了远在北京的聂荣臻。聂荣臻听了，心情也很沉重。
不久，聂荣臻派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秉璋、钱学森专程到酒泉安抚和勉励发射人员。
他让王秉璋、钱学森转告所有的参战人员说：
既然是试验，就要允许失败。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以利于再战。
当时，在东风基地大食堂的桌上摆着饭菜，本来是预备导弹发射成功后的会餐饭，而这时候食堂里却空无一人。
发射场上也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人影。大家都闷在宿舍里，有的人在偷偷地抹泪，有的人在拼命地抽烟，有的人则呆呆地望着窗外。
招待所里，钟赤兵刚给聂荣臻汇报完，他放下电话后，让李福泽传令：“紧急集合！”
李福泽得令，便拉响了警报。
听到警报后，大家都不明是怎么回事，只顾从办公室、宿舍里跑到广场上集合。
不一会儿，发射场的１０００多名官兵都聚齐了。大家一齐望着拄着双拐急急走来的钟赤兵。
钟赤兵看一眼大家伙儿垂头丧气的样子，激动地说：“刚才，聂荣臻元帅从北京来电话，向大家表示慰问！他说：‘既然是试验，就允许失败嘛！’大家也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钟赤兵又说：“同志们！为了这个导弹，科技人员辛苦了一年多，其他同志开荒种地，为大家准备了饭菜，也辛苦了几年。现在，请大家到食堂去，吃饱了再干！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就这样，大家都一言不发地来到食堂，含泪吃完了一顿委屈饭。
第二天上午，东风基地，钟赤兵又在干部大会上说：“昨天，试验失败了。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有的科技人员还觉得难堪，似乎不敢见人了。有人失声痛哭，有人一夜没有合眼，甚至开始怀疑我们自己的能力。这可不行啊。”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的聂帅，你们想想，他们长征的时候，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失败？他们也都不是挺过来了吗？”
他又说：“火箭、导弹是科学，是尖端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一门综合艺术！所以，不是靠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就能搞成的！要想成功，就要靠成千的人、成千的部门、成千的单位互相协作、共同努力。”
“反过来说，只要有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出了错，那么，就可能失败！因此，我们应当好好总结，大家都来找原因，共同取得经验教训。”
“我相信，我们有毅力、智慧，来逐步地完善我们的导弹事业。总有一天，我们自行研制的导弹要飞上天！”此后不久，聂荣臻在４月９日的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又一次说道：
“我国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未达到目的，不要泄气。这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作为试验工作，这是正常现象。”
此后不久，钱学森在针对发射失败故障分析的专门会议上指出：
要从遥测、光测参数中加以分析，找出设计的不足之处。
他还指出：
要加强地面试验。
因此，４月初，各研制单位开始认真研究分析这次试验的遥测和光测数据，进行故障重现。
作为总体设计部主管技术工作的谢光选也组织本部与相关单位，对各个细节进行深入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中近程导弹成功
５月的酒泉东风基地，导弹的残骸一堆一堆放在荒滩上，钱学森、任新民和其他科研人员，分头围着残破的零部件，埋头检查弹体残片，寻找故障的蛛丝马迹。
同时，远在北京海淀永定路的二分院会议室，院长张怀忠也在主持召开技术分析会。他说：“Ｂ型导弹失败的原因，第一条恐怕就是控制系统有问题。”
导弹与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说：“我也这么看。自动控制是导弹的大脑。我们的总体设计方案没有考虑到：细长的箭体，就像一根细长的‘竹鞭’。它在飞行中的弹性振动，对内部的控制系统肯定是有非常大影响的。”
王诤接过黄纬禄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说：这根又细又长的‘竹竿’在飞行过程中，由于摇晃的太厉害，所以就无法控制了。像‘林妹妹’一样瘦弱的腰肢，便被晃断了？”
钱学森说道：“是的，可以这么理解。”最后，大家的意见逐渐地达成了一致。
７月底，经过反复的研究、推理、论证，大家终于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
第一，在总体方案设计时，没有将整个弹体作为一个弹性体来考虑，结果导弹飞行时，导致惯性器感受失误，致使飞行稳定系统失常，飞行姿态角发散。也就是在飞行中，弹体做弹性振动干扰了控制系统，导致导弹飞行失控。
第二，对发动机的推力加大后，对发动机壳体的耐压强度没有进行相应的科学考虑以至于发动机壳体的耐压强度不够，导致局部破裂引起爆炸。
第三，在当初总体方案设计时，相关人员没有进行充分的可靠性论证，总认为中近程导弹是在近程导弹基础上挖潜、改进，没有采用什么新的技术，因而对导弹整体结构和动力学特性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忽略了弹体在飞行中是个弹性体，弹性变形会对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这一事实。
第四，没有进行充分的地面试验，也是导致这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地面试验充分的话，许多问题在试验中就会暴露出来，就可以避免出现方案性错误。
由于没有进行全弹的横向振动试验，就不可能了解导弹的振动特征是什么样子，也提不出弹体弹性振型的数字模型，其结果，必然是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五，在盲目地将发动机推力提高２１％后，设计人员既没有进行充分的可靠性论证，也没有在地面试验中实地考核发动机性能。
要知道，导弹是由一个个分支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系统的失效都可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
而各个分系统之间的工作如何才能匹配与协调，完全靠理论上的分析与计算是不够的，还必需有大量的试验数据作为依据。
五院的科研人员最初作总体设计时，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也是很不够的。
第六，我国自主设计的这颗中近程导弹没有按照科学的研制程序进行。
比如：各分系统在没有充分的预先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总体与分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再比如：全弹总装与分系统试验也是差不多同时开始的；姿态控制系统还没有做完各种干扰条件下的仿真试验，就交付总装；发动机还没有证明能可靠工作和可以验收，就装到弹上，甚至在全弹总装完了，还在等待发动机的试车结果。
这样的工作安排和组织管理完全违背了导弹的研制程序和研制工作的客观规律，不出现发射试验失败的情况，那才是一件怪事。
因此，针对以上的教训，谢光选他们深深感到：自己急需学习一些系统的知识，比如可靠性问题、飞行试验学问题、概率论、统计学、统计动力学、可靠性数学、系统工程可靠性与风险论、系统工程研制程序与方***等等。
症结找到了，那么，该怎样解决呢？谢光选便和总体设计部主任屠守锷、总体设计部另一位主管技术的副主任徐兰如一起，投入了第二次集智攻关。
这一次，他们先把导弹看成一个变剖面，再把中间分成若干个剖面，来计算每个分段的震频。随后，由计算室的梅相岩、韦德森、戴诗正、林开彬等人将计算方程式画成计算表格再由顾循珍等计算员用手摇式齿轮计算器计算
与此同时，北京丰台南苑的二分院里，研究组组长华鹰正忙着带领大家画新方案的设计图纸。
几个小伙子走过来，吵吵嚷嚷地对他说：“华鹰你看，我们有了新思路！”
图纸摊在桌上，华鹰看了看，说道：“这个路子早就被钱院长给否了！此路不通！”
年轻人都叹息地说：“完了！力气又白费了！”一个说：“看来，我们这些小人物，干不了大事呀！再熬多久也是白干。算了不干了！”
刚巧，钱学森走进来，听到了这句话，他对这几个年轻人说：“小伙子们！你们这样的态度可不对呢！再失败，再试验，科学之路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当年，我在美国，为一个实验写论文，成稿虽然只有几页纸，可是，我写的底稿，却装满了一柜子。那个实验到底失败了多少次，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他又说：“最近，我听到不少议论，无非是不甘心当无名英雄，不甘心当小人物。我们往往只看到那些大人物的作用。”
“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小人物比大人物更不可缺少呢。虽然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每一个士兵想当元帅，那支军队怎么打仗呀！”
这就是大家平时默默攻关时，发生的小插曲。
不久，华鹰和他的小组就给所长梁守槃报告了一个喜讯。华鹰兴奋地说：“今天夜里，我们攻关小组计算出来了！前面已经说了，现在的问题是，‘林妹妹’变得又细又长后，飞行中所产生的弹性振动对它的身体内部的控制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增加火箭发动机的推力，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众所周知，发动机的推力越大，导弹的动态惯性就越大；而动态惯性越大，弹体的弹性振幅就越小嘛。而且，最佳推力数据我们都计算出来了。”
“所以，我代表我们组的７个人，强烈要求采取增加发动机推力的方案，来解决弹性振动的问题。”
他还说：“如果这样，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高比冲的推进剂，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燃料，才能使大推力的发动机把导弹推上天！”
就这样，大家历时３个月，终于得出１、２、３阶导弹弹体弹性振动数据和最佳推力值。
钱学森听到汇报后，对此十分赞赏，并给予谢光选、华鹰他们充分地肯定和鼓励。
随后，这些数据被送到在二分院的控制系统研究所梁思礼那里。梁思礼他们在新建的控制系统模拟试验室反复进行模拟试验，终于找到了各项数据的最佳数值。
为了满足地面试验的需要，也包括提供确切的弹性振动数据，一分院提出抢建研究试验设施，包括全弹系留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
为此，８月初的一天，在北京南苑专家楼的小礼堂
内，钱学森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技术方案动员，参加会议的有张爱萍、刘亚楼以及国防五院专家们。
会上，钱学森说：“Ｂ型导弹的技术方案讨论会开了有一个月，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
他接着说：“Ｂ型导弹失败的教训很多，归结为一点，就是导弹不能带着问题上天。怎样才能证明没有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地面试验，而这个试验不是部分的，必须是全部的，也就是全弹试验。”
“现在，我传达五院党委常委的决定：立即抢建全弹试车台！”
随着钱学森的一声令下，不久，一台台挖土机、推土机像战车一般，从四面八方开往长辛店附近的龙冈，开始夜以继日地抢建导弹试车台。
全弹试车台为了赶在“东风２号”前使用，施工单位展开了歼灭战。每天２４小时，推土机隆隆作响、宣传广播喇叭声、搅拌机声、嘈杂的人声夹杂在一起，像一支战斗交响曲。
特别是试车台主体工程的地下五层钢筋混凝土墙厚达１米，施工单位又正赶上“三九”天，给浇灌混凝土造成极大的困难，夜里气温低达零下１５度至零下２０度，工人们一边被冻得瑟瑟发抖，一边还得用蒸汽给混凝土加温。
为了完成数十公里长的控制和测量电缆的铺设，当时，７３１护校的１００多名护士兵停课，投入电缆铺设工作。在这些十几岁的女兵支援下，电缆铺设工作如期完成了。
１９６３年３月２１日，中央专委会举行第五次会议，会议又重复强调了在导弹研究中应有的科学的态度。
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
他说：“中央专委会成立４个月，开了４次会，讨论和批准了二机部的‘两年计划’，决定１９６４年进行首次核试验。可以说，中国原子弹工程即将进入决战阶段。”
“我要强调的是：国防尖端部门的工作，要做到：第一，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和政治觉悟；第二，要有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第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
在周恩来这次讲话后，国防五院党委组织各系统以及发射基地的广大干部和技术人员们，认真地学习了周恩来的“三高”要求。
为此，国防部五院于１９６３年底颁发了中近程导弹地面试验项目和试验程序，使整个研制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正轨。
为了健全设计师系统，建立技术责任制，国防部五院党委于１９６２年先后任命林爽为中近程导弹总设计师；屠守锷、黄伟禄为副总设计师；谢光选被任命为总体主任设计师
关于发动机壳体耐压强度的问题，当时，总体部已交由发动机设计部研究解决。此后，发动机设计部虽然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但壳体耐压强度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为此，国防部五院决定分两步解决发动机的研制问题，于是，从１９６２年３月至１９６３年底进行了８２次热试车，终于解决了壳体耐压强度的问题。
１９６３年底，全弹振动试验塔建成。随后，“１０５９”Ｂ型导弹主级在刚完工的全弹试车台进行验收性试车点火。当指令员的“启动”口令发出后，火箭一声轰鸣，
发动机喷出一道桔红色长龙，像一条被缚的“蛟龙”，不断在试验铁塔下翻滚，此刻，掌声、笑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我们自己建设的第一座全弹试车台成功了。
１９６４年初，屠守锷和谢光选利用振动试车塔又先后成功地进行了全弹大推力检验性试车和补充性全弹全程大推力试车及闭回路试验，检查了导弹姿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稳定程度，测得了导弹的结构振动特性参数。试验结果和原先的计算数据完全吻合。
随后，屠守锷和谢光选他们又收集各种资料，听取各方意见，结合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列出了飞行试验前需要进行的四大类１７项地面试验，并整理成文，逐级上报。
不久，全箭振动试车塔为“１０５９”Ｂ型导弹签发了第一张出场“许可证”。
５月，我国第二颗修改设计后制造的中近程导弹总装测试完毕，随后被运往酒泉发射基地。
这次发射试验是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主持的。临行前他问道：“造成上次失败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在场的技术领导一一作了汇报。
参加这次发射试验的总体设计部有成员有３０多人，由谢光选带队。
６月２９日７时，控制室里张爱萍和钱学森并肩而立。两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后，指令员发出“点火”命令。随着“轰隆”一声，导弹拖着长长的火焰腾空而起，向北京所在的方位角飞去。
远在北京的聂荣臻守候在电话旁，踱来踱去，既兴奋又不安。电话铃终于响了，他有些紧张地拿起电话机。
电话是张爱萍打来的，张爱萍在电话里说：
“报告老帅：经我与钱学森同志共同商量决定，导弹已于今天早晨７点５分发射。很成功！很顺利！”
听到这里，聂荣臻兴奋地一拍桌子，对张爱萍连声说道：“好好好！祝贺你们！回头为你们庆功！”
聂荣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场的赵九章、杨嘉墀、钱骥，大家都很兴奋。
接下来，酒泉东风基地分别又在７月９日、１１日，９月２２日、２５日，１０月８日、２２日、２４日，先后发射了７颗导弹，七战七捷，全部发射成功。
这７发７中的发射成果表明：修改后的中近程导弹的设计方案是正确的，生产质量是优良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的研制队伍从挫折中吸取了教训，科研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