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职工精简》 三、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免费试读
三、职工队伍急剧膨胀
“大跃进”以前，对于职工人数国家还是控制得比较严格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并尽量地扩大就业人数，成功地解决了旧中国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失业问题。在国家财政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保证最高限度的就业率，就只能实行低工资制，也就是通常说的“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但是，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当时没有认识到节制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我国人口增长很快，全国人口由1952年的约5748亿人增长到1957年的6465亿人，净增了0717亿人，平均每年净增率约为22%。其中城镇人口1952年为7163万人，1957年增加到9949万人，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125%增长到154%。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必然给就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很大的压力。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新中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但妥善地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任务仍很繁重。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由于一部分中学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一部分复员转业军人也未能及时得到安置以及部分工人因工作、生活问题引起不满，曾发生了多起共约1万多工人的罢工、1万多学生***请愿事件。
鉴于这种情况，在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就业，目前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首先就应该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合理地安排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并且将精减出来的机关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尽量设法下放到农村生产中去，一部分人员可以转为生产工人；如果地方需要的话，一部分人员也可以调到下层机关中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7页。
周恩来还在报告中强调要控制城市人口的增加，今后新建的工业和基建项目，应当适当分布在铁路沿线、河流沿岸的中小城市，接近农村；新建的中学也应当尽量分布在乡镇和农村，不宜过分集中在城市，以便农民子弟走读，并加强对中小学生农林业生产的教育，使学生毕业后容易留乡参加农林业生产；今后对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必须进行研究规划，教育职工尽可能地把家属留在农村，并动员已经进城的家属还乡生产，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
随着“大跃进”的启动，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开始出现。“大跃进”运动的第一个***是农村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有两三千万人，11月达到了六七千万人，12月增加到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更是增加到了一亿人。紧接着，随着南宁会议提出在5到10年内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各地很快掀起了大办地方工业的***。而由于各种工业指标的节节攀升，不但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以尽快使一批新建扩建的工矿企业早日投入生产，而且原有企业也不断加大生产任务，这就必然要求职工人数也相应增加。各地各部门为迎接“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到来，普遍提出要为生产大发展准备劳动力，原来计划减人的变成了要求增人，原来计划少增人变成了要求多增人。
“大跃进”开始后，不少地方向国家劳动部反映人员不足，要求增加新人员，而且各省、市、自治区要求新增人员的数目都不小。如山东省原计划减少职工6400人，1958年春反而要求增加189万人，除了内部调剂解决了27万人及安置大中专学生和复员军人1万人，还须从社会上招收15万人。在1958年2月底召开的省、市劳动局长座谈会上，各省、市纷纷向国家劳动部提出增人，如贵州提出要增加12万人(原计划只增加12万人)，北京要求增加3万人(原计划只增加4800人)，河南要求增加4万人(原计划减少9700人)，山西要求增加39万人(原计划只增加4800人)，甘肃工业方面要求增加23万人，农业方面也要求增加3万人(原计划只增加13万人)。
对于这种情况，中共劳动部党组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并且提出，由于现在全国还有大量人员多余，因此，目前除按劳动计划招用临时工外，仍然应坚持不从社会上招收正式职工的方针。各地区所需补充的人员，应该经过准确地编制劳动计划，进行周密的组织工作，千方百计从现有职工中调剂解决。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乱招工的现象作了批评。说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个亿，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成都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剂和补充职工问题的意见》，规定各地区、各企业确实需要补充正式职工的时候，应当首先从本地区多余人员和下放人员中进行调剂，各地区各单位的招工计划首先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而后报中共中央考虑决定。
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成都会议后，农业“大跃进”的势头有增无减，除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仍在继续外，夏收夏种很快进行，各地还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土地深翻和密植运动。与此同时，各地大办地方工业的浪潮方兴未艾，不但省、专区、县一级大办企业，而且乡甚至合作社也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工厂。县、社一级办起的企业，实际上相当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机器设备，而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作坊，生产效率低下，但用工人数却不少。于是，各地劳动力紧张的矛盾更为突出。
新办企业、扩大基建规模都需要招工。1958年6月，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大跃进”中的劳动力问题，认为1956年多招收的职工已经“吃光”，现在需要增人的趋势很猛，必须及早准备；由于农业大跃进，农村劳动力不易进城，为生产大跃进准备劳动力，需要改变冻结劳动力的办法。6月下旬，中共劳动部党组为“二五”计划时期增加劳动力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报告提出，由于几个月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来，形势飞速发展，许多企业急需补充一批劳动力。人员的补充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内部调剂，二是新招收人员。挖掘内部潜力的办法最近一个时期做得不少，但由于今年工业需要劳动力的数量很大，仅靠内部调剂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有计划地招收一批学徒和新人员。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了劳动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放宽国家对招收新工人的审批管理，确定今后劳动力招收调剂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招工计划由省、市、自治区党委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但应力求从城市中招收，一般不从农村中招收新职工。
这个口子一开，各地于是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不少单位为了放“卫星”，随意增加生产任务而大招工，也有些单位担心今后劳动力更紧张抱着晚招不如早招的心理而大招工，新办的各种工矿企业更是大招特招，职工队伍迅速膨胀起来。据国家统计局这年8月公布的195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执行计划的有关数据，到6月底，全国职工人数达到了2519万人，比1957年底增加了70万人。其中，工业企业约增加了99万人，建筑安装企业约增加28万人，农林水利气象约增加了24万人；与此同时，商业和饮食业约减少了55万人，国家机关减少了34万人。这增加的70万人中，从社会上招收的职工约为20万人。《上半年国民经济各部门逐月以更高速度全面跃进》，《今日新闻》1958年8月3日。
1958年6月以后，随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公布，各项“跃进”指标也层层加码，乱招工之风在全国蔓延开来。至1958年9月底，四川省县以上厂矿企业新增职工达1328万人，这还不包括土法上马用小土高炉炼钢铁的“钢铁大军”。四川新招收的职工中，农村输送的有1015万人，占764%；从社会上招收的青年学生、城市闲置劳动力及家庭妇女151万人，占114%；从商业及其他部门转来的108万人，占81%；复员军人42万人，占32%；学校毕业分配学生12万人，占09%。
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这年5月以来，工业部门的人数不断增加，数量也愈来愈大。同上一个月比较，5月增加了40万人，6月增加了47万人，7月增加了100万人，8月增加了105万人。1至8月全国工业部门增加的人员总数约达298万。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跃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各地私招、乱招工之风也就愈演愈烈。据当年的统计，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招收新职工37万多人，其中区直企事业单位10万多人，各专区县以上企业、事业单位27万多人。山西新增职工6487万人，其中固定工177万人，合同工502万人，合同徒工11万人，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职工总和的545%。广东1958年底企事业单位职工总人数从1957年底的142万人增加到245万人，共增加103万人。其中县以上工矿企业增加775万人，基本建设单位增加了963万人。黑龙江1958年年末职工总数达到了2099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784万人。辽宁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原来的职工人数就比较多，1958年底达到了30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96万人，增加了近13。江苏省1958年年末职工人数为21854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746万人。河北省1958年末职工总数为3035万人，比1957年末增加1275万人。1958年增加职工人数在100万人以上的有四川、山东、河北、河南、安徽、贵州、江苏7个省。其中，增加最多的四川，增2805万人；其次是山东，增1478万人。
增加的这些职工中，有的是属于必需的，如兴建企业的投产，基建规模的扩大，但也有相当多的单位，在“大跃进”造成的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下，担心招不到人，在编制劳动计划时偏大偏松，在招工时宁早勿晚、宁多勿少，造成了过早过多地乱招工。也有的单位，出于放生产“卫星”的需要，没有根据国家批准的生产任务，而是根据企业自己制订的“跃进”规划，要求增加职工，而工人招进来之后却无事可干。例如山西化工厂因新建两个车间招收了340名徒工，但直到1959年初，这两个车间是否建立还未确定。山西长治的惠丰机械厂过多地招收徒工，无事可做，只得让这些新招收的工人在每天的工作时间里到操场上进行劳卫制锻炼。
当时，一些企业只要能招到人，什么人都招进来。据有关部门对山西机床厂、太原矿山机器厂等11个单位的调查，这些单位从1958年4月至10月共增加了徒工22650名，占职工总数的3738%，有的单位更高达63%。其中5843%的徒工来自农村，其余主要来自学校和职工家属。有的徒工年龄很小，山西机床厂增加徒工1708名，其中15岁到17岁的约占50%；还有15岁以下的小娃娃，有的年龄太小，晚上还常常尿床。云南昆明有15岁以下的徒工4000人，其中昆明无线电厂就有313人，最小的只有9岁。这也只有在“大跃进”这种特殊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怪事。
一些单位为了使自己能招到职工，采取各种手段到处乱招工，导致了不少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以致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例如，河北省邯郸市不少单位就不按国家规定，到邻近的山东临清县乱招工。据中共临清县委给国务院及山东省委的报告，自1958年6月以来，邯郸市劳动局、河北省第一重工业厅邯郸市钢铁厂筹备处、邯郸市纺织印染联合工厂、邯郸铁路局等单位，不经任何组织和手续就到临清县招工，仅该县卫运河西的11个乡，就被招走青壮年劳动力5650人。开始，这些单位招工时还要户籍和粮食迁移证明，到后来则只要有选民证即可。一些单位更是派汽车到临清的一些乡村直接接运新招收的工人。该县尖庄乡3570名男性整劳动力中，被招去邯郸市的就有1500余人，占男劳力的42%。该乡赵庄农业社共有劳力326人，去邯郸的竟达300人，占劳力的92%。尖庄乡江村民办中学原有学生35名，被招走了28名，学校也就只好停办。中共临清县委员会、临清县人民委员会：《关于河北邯郸市劳动局等单位不按国家规定招收工人引起我县生产混乱的报告》，1958年7月31日。
一些单位为了多招人，采取各种手段，如发动本单位职工写信或通过亲友、老乡关系串联招工，或采取公开、半公开的方式招收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1958年11月底派人到东直门外左家庄第二小学内公开登记招工，一次共招了200人。登记的条件是：只要有行李就行。这200人中有60%没有任何证明，有的是从别的企业跳厂来的，有的是从农村新来的，有的是本已挣够路费由民政部门安排回农村的。
一些单位为了使本企业招到职工，不惜想方设法挖其他企业的工人。1958年10月，北京工业安装公司派一位办公室副主任去沈阳招募工人。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部门表示，沈阳等地的基本建设任务也很紧张，而且已经抽调了一批技术力量支援各地，因此，很难再抽出力量支援北京。这位办公室副主任见通过正常手段招不到人，就利用自己在沈阳的亲戚去沈阳矿山机器厂、沈阳机床一厂等单位挖工人，许诺工资要长几级就给几级，并给私下拉来的14名工人都提了二、三级工资，还给每个人发安家费60至100元不等。安徽省望江县机器厂为挖走武汉市“五一”铁工厂的三名技工，将每个人的工资由91元、72元、57元分别提高到160元，140元和120元，另发安家费100元。青海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企业，私招乱挖的范围遍及全国十余个省市。
据国家统计局1958年年底公布的数字，1958年底，全国职工人数比1957年底增加了40%，职工总数达到了4400万人。新增的职工中，从社会上招收的约650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410多万人，合作商店店员和手工业合作社社员转为国营企业职工的250万人，军队转业55万人，毕业学生就业38万人。各部门职工增加情况是：工业部门职工增加1倍，为880万人；基本建设部门增加近50%，130万人；农林水利部门增加32%，36万人；运输邮电部门增加21%，36万人；文教卫生部门增加近10%，32万人。减少职工人数的是商业部门和国家机关，分别减少了90万人和44万人。《今年职工增加了将近一千万人》，《经济消息》1958年第44期。
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当时的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何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劳动管理》中认为，1958年全国猛增职工2082万人。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柳随年等编写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认为1958年职工总数增加了2081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849%柳随年等：《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又据第二年5月中共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1958年劳动工资基本情况和1959年劳动工资安排意见的报告》，1958年末全国国营、公私合营、事业和国家机关的职工总数为4532万人，比1957年末增加了2082万人。其中县级企业新增加的职工1100多万人。应该说，增加2000多万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新增加的2082多万职工中，从农村招收的则为1104万人，占53%。
伴随职工队伍的膨胀，这年的干部队伍也迅速扩大，有的地方的干部增加达数倍之多。如贵州省工业干部由1957年的7000人增加到38000人；福建省工业系统的干部1957年只有10600人，1958年净增了18600人；湖北省职工队伍增加了1倍，干部队伍则由原来的34000人增加到49000人，增长了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