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第二节“一落”：1966年底到1968年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免费试读
先是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对工交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毛泽东先后在北京接见13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各地学生纷纷到北京和其他城市进行串连。据估计，10月份全国在路上奔波串连的人数将近3000万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举国迁移。“大串连”给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压力。铁路运输到年底估计有1000万吨物资被积压待运。欠运的物资，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钢铁、矿山建筑材料、食盐、农副产品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区和三线建设需要的。公路运输普遍紧张，黑龙江省11、12月汽车货运量共有900万吨，但运力只有500万吨，有98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7万吨甜菜运不到糖厂；湖北省第四季度汽车货运量共有204万吨，但只能安排130万吨；湖南省积压物资77万吨，天津市积压物资56万吨，辽宁省有80万吨粮食集中不起来，山东和四川各积压物资30万吨左右，河北和安徽各积压物资20万吨，陕西省积压物资12万吨。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也十分严重，上海港积压14万吨，广州港积压14万吨，重庆港积压34万吨。这些都对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由于水泥运不进去，成昆线有63个隧道口停工，攀枝花选矿厂工地有4500工人停工，华东电网11月22日煤炭库存量只够9天周转量国家计委档案：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简报第1期，1966年11月27日。。
各地政府、党委和领导干部的被冲击，也使生产指挥不能正常进行。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领导人，先后指示相关部门发出了要求工矿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不搞“串连”的通知和社论，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等人却极力想把动乱扩大到经济领域。
1966年11月17日，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谷牧主持，原定举行5天，参加者有国务院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部和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7个大城市及各大区的负责人。围绕工业交通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与会者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与会者对陈伯达草拟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工厂的生产不能中断。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谷牧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革”只能在业余时间，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毛泽东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十五条”的基本意见，指示：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业余闹革命，学生不能去串连。但是，当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成立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制造了安亭车站卧轨事件后，毛泽东又明确赞成了张春桥先斩后奏支持“工总司”造反的行为。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念了关于“结社自由”的一段，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陈伯达在“十二条”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十条”)，一些条文也照顾到了工交企业生产建设的连续性。
12月4日至6日，在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谷牧汇报了全国工交计划会议的情况，提出大家担心厂矿群众组织发展下去会带来恶果，要求对学生做好工作，不能让工厂的党组织中断工作，要鼓励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对谷牧根据周恩来指示所写的《汇报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判，江青攻击《汇报提纲》“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张春桥、康生、王力也相继发言进行批判。陶铸、谷牧等人被迫作了检查。12月6日，林彪在会议最后做总结时说：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交计划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和串连。以此为转折点，“文革”的动乱扩大到整个工业交通企业，农村的运动也突破了原有规定，由“四清”转入造反夺权。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带动下，全国都掀起了夺权浪潮。党组织、各级政府陷于瘫痪，生产建设处于混乱状态，武斗和停工停产现象普遍发生。毛泽东不得不命令军队介入地方的“文革”，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全国动乱最为严重的1967年8、9、10三个月，国民经济遭受的破坏也最为严重。7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借武汉事件的煽动下，全国又掀起了冲击军队的浪潮，群众组织分裂为几大派，武斗流血事件更加剧烈。国家和社会出现了失控的“全面内战”局面。天津塘沽港因两派武斗完全瘫痪，40多艘外国轮船被困在港内。苏州财贸部门发生武斗，市内半数粮店停止供粮。四川泸州地区几派连续几个月动用枪炮武斗，造成几千人死亡，工农业设施被严重毁坏。山西两大派群众组织切断铁路公路运输，抢劫银行，割据一方。广西造反派几次抢夺大批援越物资和枪支弹药用于武斗。东北几大派群众组织出动坦克，互相炮轰，甚至占领机场，打坏飞机。这种极为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68年。
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遭到严重冲击。从1967年上半年起，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东北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到8月份，铁路平均货运日装车比7月下降45%。由于武斗，全国铁路干线除北京至山海关、徐州、武汉、包头，郑州至西安及黑龙江省内各线尚能保持基本通车外，其他干线都堵塞或经常不通或时通时断。1967年，铁路日平均装车数仅为计划的46％。沿海和长江航运8月货运量比7月减少216%，有些港口发生武斗，沿海8个港口滞留在港船舶已达200艘，其中外轮163艘中停工待卸或待装的有112艘。
煤炭：自1967年初起生产节节下降。5月，不得不宣布对煤炭部直属6个矿务局实行军事管制，6月，又对煤炭部直属的68个矿务局实行军事管制，但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8月，部属煤矿平均日产量24万吨，比7月减少30%。由于武斗陷于停产、半停产的煤矿有16个。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煤水平只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的50%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最低水平。
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的紧张局面，直接影响到冶金、电力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正常运转。
冶金：1967年8月上旬，全国平均日产量钢19200吨、生铁19000吨，比7月下旬分别减少1800多吨，到8月底又分别减少11100吨和8800吨，9月比8月分别再减少1800吨和3400吨。钢铁冶金企业除鞍钢稍有好转外，其他产量都下降。长城、重庆特钢厂停产，大冶、抚顺、大连钢厂半停产。8月1日至5日，10个主要钢铁企业每天只有3万吨煤，仅够焦炉保温用，到8月底又减少到23万吨，到了危急状况。10种有色金属，到9月中旬，每天只产600吨，比8月份减少40%。有26个重点企业因武斗停产。
电力：到1967年8月底平均每天发电182亿度，比7月下旬减少035亿度，下降16%。由于煤炭供应不上，华东电厂从7月底开始限电，一些电厂靠挖底脚煤维持；西安电网负荷一度从23万千瓦下降到8万千瓦；东北电网发电量下降25%。
原油：到1967年8月底，平均日产量为2万吨，比7月下降50%以上，到9月又下降为186万吨。大庆油田8月平均日产量16万吨，比7月下降40%，9月又下降到13万吨。炼油厂减产导致供油紧张，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大部分汽车已经停驶。
化工：由于煤、电不足及武斗，1967年8月下旬，18个重点企业的合成氨平均日产量由7月的3000吨减少为1100吨，到9月份又减少为980吨，只相当7月份的30%。吉林、太原两个化肥厂被迫停产。全国共有33个制药厂停产。以上数据引自国家计委档案：1967年8月上旬、8月份、9月份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情况简报。
1967、1968年中，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区经济部门一度陷于瘫痪，只由周恩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袁宝华少数领导干部组成国务院“业务组”，起着“救火队”的作用。1967年年度计划到当年2月，绝大多数地区仍没有安排进行。1968年连年度计划也无法制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
严重的局势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原来的支持群众造反夺权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局势的强制性措施。他在南巡中呼吁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下令逮捕了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解散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严禁武斗，严禁抢夺枪支、破坏国家财产的通令和布告，并出动军队强制执行。直到1968年8月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基层单位，随后9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面动乱的局面才得到缓和。
“文革”开始以后，极左的经济思想空前泛滥。在所谓揭露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行的运动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正确探索，都被冠以“封、资、修”的罪名受到批判，1967年夏季达到了***。
1967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长篇文章，把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说成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并罗列了大量罪名：规定企业是经济组织，任务是生产，这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生产第一。规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总工程师对技术工作的总负责，是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是钞票挂帅。强调经济核算、增加赢利，是利润挂帅。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大搞资产阶级“管卡压”。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崇洋***”。
8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贡文声”的文章《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把“文革”前孙冶方提出的尊重价值规律主张，污蔑为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说重视利润指标是搞修正主义，扩大企业自***是鼓吹企业自由化，任资本主义泛滥。孙冶方因而受到长期关押和迫害。
8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名发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否定。文章引用刘少奇的一些言论给他开列了反对政治挂帅和反对群众运动两大罪状，说他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他1949年在天津讲话和1962年批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是“一长制”“专家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
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长篇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刘少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经济主张，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针对商业、计划工作等的许多专门批判文章。其后果，是为砸烂合理的规章制度、鼓吹停工停产的无政府主义动乱提供了理论依据。从1969年起，康生、张春桥等人还发动了一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批判。当时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已不是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而是要不要大搞经济建设的问题。
1967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2306亿元，比上年下降了9%。1968年又进一步降为2213亿元；比1967年又下降4%，仅为1966年的87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与上年相比,1967年，钢产量1029万吨，减少503万吨；原煤产量206亿吨，减少046亿吨；原油产量1388万吨，减少67万吨；发电量774亿度，减少51亿度。1968年，钢产量904万吨，减少125万吨；发电量716亿度，减少58亿度；此外，棉布、化肥、木材等产量都是连续递减。粮食产量209亿吨，减少876万吨。
以1953年至1965年1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以上数字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