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傅聪》 傅聪沉浮 免费试读
傅聪沉浮
序曲
别忘了杜甫那句诗：“家书抵万金”！（傅雷致傅聪。1954年7月4日晨）
一本蓝皮书在中国畅销，在青年中不胫而走。
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是傅雷亲自请来的——雷垣伯伯，一位数学家（后来是某省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雷伯伯是傅雷的至交、老同学，在大同大学附中，他们同住在一间宿舍，无话不谈。雷伯伯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从大同大学理学院毕业[1]以后，居然又去念上海的音专，念了三年。他跟后来上海音乐界的权威人士贺绿汀、丁善德，是老同学呢！后来，雷伯伯去美国留学，又改学数学，不过，他仍喜爱音乐，旁听了音乐课程。雷伯伯回国后，在上海的沪江、大同、复旦三所大学同时兼任数学课程，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他来看傅雷，傅雷把傅聪叫到雷伯伯跟前，向他透露了拜师的意思。雷伯伯大笑起来，一口答应，收下了这个7岁半的小弟子！
那时候，傅家还没有钢琴，加上雷伯伯工作又忙，不能到家里教。傅雷让保姆梅荷娣（月英）领着小傅聪到绍兴路雷伯伯家里，每个星期教一次。过了几个月，傅雷问雷伯伯：“阿聪有没有出息？”雷伯伯拍着傅聪的脑袋，说他有一对“音乐耳朵”！他说，他曾对傅聪进行“答案”：让傅聪背对钢琴，他随便按一个键，傅聪马上就能辨别出来是什么音，试了几次，都答对了。这叫“绝对音高”测试。学钢琴才几个月，就能分清“绝对音[1]傅雷次子傅敏加注：傅雷仅念过大同大学附中，那时周煦良也就读于该附中。傅雷除了1927年念了一年持志大学外，没有上过大学。雷垣后来上了大同大学理学院，学的是数学。
高”，说明这孩子的音乐听觉很灵敏。雷伯伯还夸傅聪“乐感”很强，能很快记住乐谱，理解作曲家的用意。
听了雷伯伯的话，傅雷脸上出现了平常并不多见的笑容。傅雷夫人下了个狠心，给不到8岁的儿子，租了钢琴[1]，傅雷则亲笔端端正正为傅聪抄录五线谱。
崭新的钢琴，放在底楼的窗前，小傅聪心花怒放，乐得连嘴巴都合不拢。那天，从傅家第一次传出了钢琴的声音，隔壁邻居都好奇地来到窗前张望。他们看到居然是一个小男孩在那里弹，更加惊异不已。从此，每天傅聪放学回来，一撂下书包，就扑在钢琴上。当他的手指触到琴键，心中就充满无限的快乐。
渐渐地，琴声稀疏了，走调了。小孩子那“三分钟的热情”，消退了。
傅雷在三楼的书房里写作，侧耳一听，琴声不对头了。他悄悄地下楼，发觉儿子在那里偷懒，边练指法边看小说。
父亲发起脾气来，如疾风迅雨，如电闪雷鸣。小傅聪心里真害怕，然而他知道自己错了。暴风雨过去，天晴日丽。父亲给傅聪讲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从4岁时开始练琴，他的父亲要他在钢琴前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不许稍有怠慢；他8岁就登台演出，成为一代钢琴大师。他又讲莫扎特的故事：
莫扎特也是4岁时开始练钢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不练，终于在8岁时就写出他的第一部交响乐，被人们誉为“神童”。他还讲了肖邦的故事：肖邦7岁时写《波兰舞曲》，8岁登台演出……从那时候起，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巴赫、李斯特……这些世界钢[1]作者误写为买了钢琴。傅敏审阅时指出，解放前傅聪弹的钢琴是租的，不是买的。
1951年傅聪从昆明回到上海，立志学钢琴，傅雷才给傅聪买了一架立式钢琴；1952年法国文化协会结束时，由于傅聪那时常在该协会演奏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受赏识，于是协会就把那架七尺半的Bawdwin牌钢琴，以500元半送半卖给傅聪。
琴大师，成了小傅聪心中的上帝。
为了让傅聪学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战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
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一笔一画，端端正正，像用铅字印出来的一样。傅雷手持毛笔，亲自抄写古文，为儿子编撰语文课本——只是为一个孩子而编，“发行量”仅为一册的课本！
学古文，背诗词，傅雷为傅聪打下坚实的中文基础，又从中接触中华民族古典哲理的教育——富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954年，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深情地说出了内心的期望：
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哪个人教育一个年轻的艺术学生，除了艺术以外，再加上这么多的道德的？我完全信任你，我多少年来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雷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培育着音乐幼苗傅聪。
傅聪一直记得，1944年3月10日这一天。那天下午，傅家一片节日气氛，父亲买了一个特大的蛋糕，祝贺小傅聪10岁生日。他还打电话约来了傅聪的一个个“小朋友”——他的琴友们。特别使傅聪高兴的是，丁善德伯伯带着他的6岁女儿来了。他的女儿也是傅聪的琴友。傅聪和“小朋友”
们轮流弹琴，他的生日，开成了一个家庭音乐会。“小朋友”们演奏完了，一边分吃着蛋糕，一边听着丁伯伯讲评。就这样，在甜蜜的琴声中，傅聪度过了10岁生日。
不过，那时候的傅聪，像一只要上发条的钟。父亲把发条拧紧，他就嘀嘀嗒嗒走得欢，整天坐在琴凳上练琴。慢慢地，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父亲深知儿子爱琴如命，只是过分倦怠，才显得疏懒。他发觉了，就走过去，啪的一声，把钢琴锁上。
这对于傅聪来说，是最厉害的惩罚——他失去了弹琴的权利。当儿子伤心地伏在钢琴上痛哭时，父亲便会过意不去，又把锁上的琴打开。这时候，傅聪就把内心的悔恨倾注在琴声中，他使劲地练，竭力想追回因为倦怠而失去的练琴时间。
傅聪常常边弹边唱，有时候，他还喜欢自己谱曲呢！有一次，他正边唱边弹，给父亲听见了。父亲走进琴房，把傅聪吓了一跳，以为又要挨“剋”，谁知道父亲要他把刚才自己“创作”的曲子重弹一遍。傅雷侧耳细听，居然十分欣赏，把它记在五线谱上，给那首小曲取名为《春天》……童年的梦，是温馨的梦，彩色的梦，傅聪在琴凳上，在黑白键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
初试锋芒
昨晚7时1刻至8时50分电台广播你在市三中[1]弹的四曲Chopin（肖邦），外加encore[2]的一支Polonaie（《波洛奈兹》）[3]，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声太扬，像我第一天晚上到小礼堂空屋子里去听的情形。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colour（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1951年4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傅雷致傅聪。
1954年2月2日）
对于昆明，傅聪有着特殊的感情。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聪随全家一起迁到了昆明。那里，没有人可教钢琴。父亲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是最要不得的，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学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这样，傅聪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1949年12月31日，傅雷一家搬回上海，傅聪一个人留在昆明，父亲把他交托给老朋友吴一峰。
1950年秋天，傅聪自作主张，以同等
[1]即上海市立第三女子中学。
[2]傅敏注：原为法语，是喝彩用语，意为“再来一个”。
[3]傅敏注：波兰的一种舞曲，源于17世纪波兰宫廷礼仪的伴随音乐。
学力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时候，他没有机会弹钢琴，然而他多么渴望再坐到琴凳上去，他的手指在天天发痒！只有在为当地的合唱队伴奏的时候，才能过一下钢琴瘾。后来，他常去教堂练琴。
傅聪非常想回上海继续学钢琴，但是没有回上海的路费，同学们知道后，帮助他在教堂里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傅聪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
弹了一遍。演完以后，一位热心的同学拿着口袋，为他向听众募捐。一下子，回上海的路费就全有了。除了钱，口袋里还有鼓励他弹琴的字条。
1951年初，傅聪突然出现在上海江苏路傅家的新居门口，傅雷满脸吃惊的神色。当傅聪的手重新按在家里的钢琴上时，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愉快。
古人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弹琴也是如此。他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好好练琴了，确实是跌到了低洼中。
这时候，傅聪整天扑在琴上，他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他渐渐懂事，成了一只“自动表”，用不着父亲经常上发条了。即使在酷暑中，他仍练琴八小时，衣裤尽湿，也不稍息。
他终于从低洼中爬上来了。1952年2月，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上乐坛，那时他18岁。从此，傅聪开始了他的钢琴演奏事业。
傅聪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走上乐坛的，他是幸运儿。他的琴声，引起了上海音乐界的注意。
非常凑巧，就在他初登乐坛不久，北京派人到上海选拔青年琴手，准备参加1953年夏天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只有两个名额。
上海音乐界的老前辈推荐了傅聪，他参加了选拔。最后，要在三位青年选手中确定两名。在这三位青年中，除了傅聪，另两位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科班生。傅雷写了一封信给有关领导，建议把自己的儿子“刷”下来。
他在信中说，虽然就琴艺而言，傅聪比另两位稍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傅聪比他们高。他们两位在学校里，要花很多时间上课、开会，而傅聪在家专心学琴。只要给他们两位以充分的时间准备，一定会比傅聪弹得更好。傅雷常常告诫儿子，做一个艺术家，必须“德艺俱备人格卓越”。“刷”
掉吧，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可是，细细一想，傅聪能理解父亲的胸怀，他做了被“刷”掉的思想准备。
不过，最终傅聪还是被选上了，这对于他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是新中国的儿子，他知道如果不是政府和人民的培养和信任，一个在家自学的青年，怎么可能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成员，被派往国外参加比赛？
1953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带领下，傅聪和400多名中国青年一起，来到罗马尼亚。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从小家庭走到了大世界，走到了广阔的天地。新鲜，新鲜，周围的一切，对于傅聪来说，都感到新鲜。
在布加勒斯特，傅聪获得了“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艺术比赛”的钢琴独奏三等奖，得到了一枚铜牌。8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电讯，向全国报道了傅聪获奖的消息。那时，傅聪才19岁。对于那块铜牌，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吹横笛的李学全拿到的是金牌，心里想：我也应当拿金牌，为新中国争气！
在联欢节结束之后，傅聪又随中国艺术团到民主德国和波兰作访问演出。他来到了肖邦的故乡。傅聪在7岁半开始学钢琴就弹肖邦的作品，肖邦，是他钦慕已久的钢琴大师。傅聪喜欢肖邦的钢琴曲，也深深被他的生活经历所感动。肖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铺满了荆棘。他20岁就被迫离开祖国波兰，客居巴黎。他死的时候，才39岁。他留下遗嘱，请求友人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傅聪觉得，肖邦的乐曲就像李后主的词，充满着生死之痛和家国之恨。
傅聪怀着虔诚的敬意，来到肖邦的故居。那里，已经成了肖邦纪念馆。
他静静地肃立在肖邦的画像前，久久地凝视着肖邦那瘦削、忧郁的脸，默默地仰望着他那思恋祖国的目光。肖邦故居有两架钢琴，一架是古老的“普莱埃尔式”钢琴，那是19世纪的钢琴技师普莱埃尔为肖邦制造的，这件珍贵的纪念物受到精心的保护，参观者只能站在栏杆外看看；另一架是现代的钢琴，供参观者在那里弹奏肖邦的乐曲。傅聪坐到琴前，怀着对肖邦的崇敬之情，弹起了肖邦的作品。他的琴声，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波兰人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赋有肖邦的灵魂”？怎么会在琴声中反映出“肖邦精神的真谛”？
傅聪在波兰多次演奏肖邦的作品，得到了波兰肖邦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黄金时代
期待了一个月的结果终于揭晓了，多少夜没有好睡，19日晚更是神思恍惚，昨（20日）夜为了喜讯过于兴奋，我们仍没睡着……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多少迂回的路，多少痛苦，多少失意，多少挫折，换来你今日的成功！可见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挫折。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想着过去的艰难，让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克服，不至于失掉信心！
人生本是没穷尽没终点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呢：这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场。（傅雷致傅聪。1955年3月20日上午）傅聪清楚地记得，1954年1月17日，父亲、母亲、阿敏，全体出动，到上海北站送他上北京。火车远去，亲人们还伫立在月台上……傅聪清楚地记得，在他离沪之前，上海音协在离傅家只有一箭之遥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为他举行了告别音乐会。那天，贺绿汀亲自主持音乐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寄托了莫大的期望……傅聪清楚地记得，1954年8月，他受中国政府的派遣，来到了波兰。
他很荣幸地能在波兰的“肖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亲自指导下学习。教授个子瘦小，头发花白，稍有点驼背，表情总是很严肃。他倾心指导这个中国学生，为了教好傅聪，他甚至特意训练了他的
英语……
如同傅聪在信中所说：杰维茨基“作为教授，在风格上，在对每个作家每个时期作品的理解方面，在世界上要算是有数的权威了”。“杰维茨基是波兰最好的教授，年轻的最好的波兰pianit（钢琴家）差不多全出于他门下。经他一说，好像每一个作品都有无穷尽的内容似的。他今年74岁
（1954年），精神还很好，上课时喜欢站着，有时走来走去，有时靠在琴上，激动得不得了。遇到音乐慷慨激昂的时候，他会大声地吼起来，唱着。他有那么强的感染力，上课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整个投入到音乐中去。”“许多波兰同学都说，很少看到杰老师关心学生像关心我这样的。”“他的耳朵和眼睛，有敏锐的观察力，对于学生演奏的一点一滴，都注意得清清楚楚。”“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总是注意到每一小节的毛病。我所有的毛病都未能逃过他的耳朵。”
“我一直在紧张练琴，每两天就上一次课。教授的脾气可不小，我上课真有些害怕，但学到的东西真多。这回我才知道天高地厚了，才知道好教授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对我期望非常高，我决不能辜负他们，而且也是自己和国家的体面，因此我得加倍用功。我每天练八小时以上，他们每人不过五小时。我来得太晚，准备得太晚，technic（技术）根基又差，不拼命是绝对不行的。”
那时候的傅聪“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青春的鲜艳，青春的生命、才华”，“一天天地长大成熟，进步，了解的东西一天天地加多，精神领域一天天地加阔，胸襟一天天地宽大，感情一天天地丰满深刻”。他确实处于“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2月22日，是肖邦的诞辰。五年一度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都是在这一天开幕。肖邦钢琴比赛，是世界乐坛上的大赛哪！离开幕之日越近，傅聪练琴越勤。他的手指尖弹痛了，就包上橡皮膏弹。深夜，他躺在床上，还在那里琢磨着肖邦作品的章节句读。
傅聪，终于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音乐家。
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傅聪获奖的电讯和照片，向祖国人民报告喜讯。
当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波兰的《人民论坛报》刊登了评论，认为傅聪“以抒情的手法诗意地完满地表达了肖邦乐曲中的幸福情感”。南斯拉夫、民主德国、苏联、意大利、英国、匈牙利等许多国家，也都对傅聪的演奏发表了评论。波兰人感到奇怪：“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怎么能那样深刻地抓住肖邦的灵魂？”“傅聪是最有波兰性格的中国人！”南斯拉夫报纸以《钢琴诗人》为题发表评论，说得颇有见解：“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
马思聪先生在《人民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傅聪得奖》一文。
他说：
我这次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这次比赛会最难得的是傅聪是“玛祖卡”舞曲奖的获得者，这个奖在全体比赛者中只奖一人。历届除波兰人外只有斯拉夫民族的苏联人曾获得过。这意味着傅聪对于肖邦音乐有着深刻的体会……波兰的听众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肖邦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后来，傅聪回忆说：“音乐会完了以后，听众真是疯狂了，像潮水一般涌进来，拥抱我，吻我，让他们的泪水沾满了我的脸；许多人声音都哑了，变了，说他们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感动过，甚至说：‘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波兰人呢？’”
就在傅聪的道路上铺满鲜花、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慎重危惧、戒备的感觉。”
是的，是的，不论是傅雷，不论是傅聪，在这涕泗横流、雀跃枝头的时刻，都饮水思源，深知喜从何来！
傅雷在《新观察》杂志上撰文指出：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傅聪呢？他在电台发表讲话：“我的成就与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是分不开的。”
傅聪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
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想念祖国，想它美丽的山河，想千千万万从事于正义事业的人们，我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旁，就在我心里。看你们的信，看祖国的书报，处处感到伟大的中国的灵魂……我想也许我还是诗人的气质多，而Chopin（肖邦）的诗人气质也特别接近中国诗词。所以我说我能成为波兰人，正因为我是中国人。
记得列宁有句话，说要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必须先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这里面是有深意的。
这次无论谁，批评（指评论）我的演奏时，总处处提到中国的古文化。那是使我最快乐的，因为能使别国人通过我而更崇敬我的祖国的文化。我也相信中国人具备别国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将来一定会开出极美的花朵来。
我爱你们，也因为爱你们而更爱我的祖国，也因为更爱祖国而更爱你们。
这些话，是发自傅氏父子肺腑的心声。直到很久之后，傅聪还一再说：
“我在国外一直说我是新中国的儿子。我一直没有忘记过去是国家送我出去的，在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永远不会有这种机会。”
历史的误会
20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
（傅雷致傅聪。1957年3月18日）
是的，像北京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没有的。傅家三代——傅鹏、傅雷、傅聪——都是命途坎坷。“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1]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59年初，在傅雷的书房里，保姆把一杯清茶放在客人面前。
自从错划“右派”以来，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车马稀”。尽管如此，有两个人常来：一是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二是挚友周煦良教授。正因为这样，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的“社会关系”
一栏内，总共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
此刻坐在书房藤椅上的是周煦良。解放前，傅雷和周煦良一起合编过《新语》半月刊。解放后，两家仅一箭之遥，过从更密。周煦良是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而且与傅雷一样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跟傅雷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往常，周煦良一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然而，这一次他手中捧着茶杯，一口也未喝。沉默良久，他放下茶杯，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
敏感的傅雷从周煦良反常的举止，看出了不祥的征兆。
尽管周煦良事先已经打好腹稿，选择好最为婉转的词句，以求尽量减弱对傅雷的“冲击波”，然而此刻他在傅雷焦灼的目光下，乱了方寸。
那是在昨天，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叶以群特地来到周煦良家，把一份《参考消息》拿给周煦良看[2]。叶以群说：“组织上考虑到你和傅雷很[1]唐·刘禹锡：《萋兮吟》。
[2]傅敏注：当年《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傅雷戴帽后，就被取消了阅读这份报纸的资格。
熟悉，由你转告，比较合适。另外，请你转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
周煦良欲言又止，在傅雷面前迟疑再三，终于说出了那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如同五雷轰顶，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虽然周煦良说了许许多多宽慰的话，但还是无法减轻傅雷心灵的痛楚。
傅雷不思茶食，倒在床上。向来，他“早上一起来，洗脸，吃点心，穿衣服，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着做的；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可是，此刻他撇下工作，什么也不干了。
当然，台湾的人民，也是中国人，也是我的同胞。但是，我到台湾来，是以搞音乐的身份来的。”
紧接着，傅聪又说：“这里还有的报道讲，我是‘悄悄地回到大陆’。
我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影射我这一次很热闹地来到台湾？”
在记者们的大笑声中，傅聪毫不含糊地说：“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是正大光明的，用不着‘悄悄地’。我还要声明一点，这儿惯用的字眼，说我当年是‘投奔自由世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我的出走是迫不得已的，而且在我有可能、有机会回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就回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希望为中国做一点事情。我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台湾的。
我想，这也是很清楚的吧。”
一位女记者问：“傅先生，你什么时候再来？”
傅聪巧妙地答道：“假如我明天看到的报道，是如实的报道的话，那我就有可能会再来。不然的话，就使得我很为难。”
全场哄堂大笑。
一位记者说：“傅先生，照你这么讲，我们记者的责任很大。”
傅聪接过她的话，马上就说：“记者的责任当然很大。在外国，记者的一篇文章，可以把一个总统搞下去！”
又是大笑。
紧接着，记者们提出一大堆他们关心的问题：“傅先生，你会不会改行当指挥？”“从事音乐工作，怎样自我教育？”“傅先生，你很喜欢网球，能否谈谈见解？”“哪位音乐指挥家给你的印象最深？”……傅聪一个一个答复了记者的提问。
第二天，台湾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联合报》《民族晚报》《***》《中华晚报》等几十家报刊，都报道了傅聪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台湾《“中央”日报》的报道说傅聪“这次是以音乐家身份返国，而音乐是高深而严肃的学问，音乐家是没有时间受音乐以外的事情干扰的”。
一家民办报纸，以《傅聪像一位过客，潇潇洒洒地走了》为题，透露了傅聪对台湾报界“张冠李戴”做法的批评。
2010年2月《五场演奏台行琴声袅袅醉人来去匆匆问君归期未置可否》《琴韵心声植根基于传统文化谈古论今音乐直达心灵深处》……众多的报道，对傅聪的琴艺给了很高的评价。
几乎所有的台湾记者，都注意到傅聪在台湾弹奏了贺绿汀的钢琴名曲《牧童短笛》。作曲者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牧童短笛》刚刚曲终，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傅聪谈艺哀而不伤牧童短笛余音绕梁》，报上的大字标题，醒目地报道了那琴声和掌声。
傅聪访台演出是非常成功的。1985年3月，傅聪再度应邀访问台湾，《牧童短笛》又在台湾响起来了。这一回，听众的掌声经久不息，更为热烈……
此后，傅聪一次又一次在台湾演出。
2010年2月，我在台北过春节，看见市中心仁爱路两侧挂着傅聪钢琴演奏会的海报。傅聪已经成为架在海峡两岸的一座文化之桥。
婚恋和家庭
傅雷在家书里，一直关心傅聪的婚姻和家庭。许多人也都关心着。
傅聪曾有过难忘的初恋。那是傅雷一位老朋友著名画家的女儿，跟他青梅竹马，有过纯真的爱。傅聪回首往事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一片深情：“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
幸运与痛苦常常是一对形影相随的双生子。前往波兰留学，是傅聪的幸运，但他从此与她长别离。
在波兰，傅聪在练琴之余，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
1955年12月11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劝慰道：
至于过去的感情纠纷，时时刻刻来打扰你的缘故，也就由于你没有仔细深挖根。我相信你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而是真理至上主义者；那么你就该用这个立场去分析你的对象（不论是初恋的还是以后的），你跟她（不管是谁），在思想认识上，真理的执着上，是否一致或至少相去不远？从这个角度上把事情解剖清楚，许多烦恼自然迎刃而解。
此后，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傅聪出走英伦，他的初恋也就从此结束。
傅聪结识了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梅纽因的坦率、幽默和高深的音乐修养，使傅聪与他结下了忘年交。这位“小提琴之王”，3岁学琴，7岁登台，在西方有着“神童”的美誉。
当白发爬上了“神童”的双鬓，他已成了世界乐坛权威，而且成了多子女的父亲。他最初的妻子叫诺拉，由于跟他缺乏共同的爱好和语言，婚姻破裂了。他的第二位妻子狄安娜，是乐感极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第一次见到她，便“马上感到她就是我一直所寻求的人”。她成了他忠诚的不可多得的助手。他赞誉她：“她真是一位罕见的贤妻良母。”
傅聪曾与梅纽因联袂同台演出。他跟这位小提琴大师交往日益密切，以至有了不寻常的关系：他，爱上了梅纽因前妻诺拉的女儿弥拉。
在来到伦敦一年零八个月时，傅聪在家书中向父母透露了喜讯，顿时使傅雷夫妇“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
傅雷给傅聪去信：
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1]。
三个多月后，26岁的傅聪和21岁的弥拉在伦敦举行了婚礼。
[1]傅雷致傅聪，1960年8月29日。
当时，傅雷夫妇都去信祝贺。傅雷非常坦率地向弥拉介绍了傅聪的为人：……聪是一个性情相当易变的艺术家，诙谐喜悦起来像个孩子，落落寡合起来又像个浪漫派诗人。有时候很随和，很容易相处；有时候又非常固执，不肯通融。而在这点上，我要说句公道话，他倒并非时常错误的。其实他心地善良温厚，待人诚恳而富有同情心，胸襟开阔，天性谦和[1]。
傅雷十分尊重儿媳，为了“免得弥拉和我们隔膜”，他总是用英文给弥拉写信。这样，在《傅雷家书》中，又增加了好多封傅雷写给儿媳的英文信。
尽管没有机会见到儿媳，可是，傅雷夫妇对儿媳也是同样的关切：
亲爱的孩子：每次妈妈连续梦见你们几晚，就会收到你们的信。
这次也不例外，她不但梦见你们两个，也梦见弥拉从窗下经过，妈妈叫了出来：弥拉！妈妈说，弥拉还对她笑呢[2]！
1964年，当傅雷夫妇听说弥拉要当妈妈，喜不自禁。傅雷夫人“最近一个月来，陆陆续续打了几件毛线衣，另外买了一件小斗篷、小被头，作为祖母的一番心意”，寄往英国。
孩子尚未降生，是儿是女尚不得知。傅雷夫人写信给傅聪：
[1]傅雷致弥拉，1960年11月12日。
[2]傅雷致傅聪，1961年5月24日。
孩子的名字，我们俩常在商量，因为今年是龙年，就根据龙的特性来想。前两星期去新城隍庙看看花草，有一种叫凌霄的花，据周朝桢先生说，此花开在初夏，色带火黄，非常艳丽，我们就买了一棵回来，后来我灵机一动，“凌霄”作为男孩子的名字不是很好么？声音也好听，意义有高翔的意思；传说龙在云中，那么女孩子叫“凌云”再贴切没有了，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再有我们姓傅的，三代都是单名（你祖父叫傅鹏，父雷，你聪），来一个双名也挺有意思[1]。
弥拉生了个男孩，于是，便取名为凌霄。
傅聪和弥拉共同生活了10多年，终因东西方人的秉性差异太大，离婚了。
傅聪在极度的苦闷之中，有过一次草率的婚姻，他选择了一位东方女性——韩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
傅聪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三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
三个月，短暂的婚姻。仓促的结合，导致迅速的离异。
他，又成了形单影只的独行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而行。终于，一位中国女性的琴声，引起了他心中的共鸣。
她叫卓一龙，是英籍华人钢琴家。她出生在“音乐之岛”——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1]朱梅馥致傅聪，1964年4月12日。
她的父亲卓绵成是当地富商，曾任亚细亚石油公司的经理代理人，母亲叫周默士。卓一龙从小习琴。笔者在鼓浪屿访问殷承宗的老家时，他的哥哥殷承典指着客厅里一架上了“年纪”的钢琴说：“这架琴，原是卓一龙用的，后来她家搬走了，就把钢琴送给了我们，殷承宗小时候用的就是这架钢琴。”
原来，一墙之隔的另两幢小楼，就是卓家。后来，卓一龙随父母迁居香港，在那里学习钢琴。她获得了奖学金，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在德国、荷兰、南斯拉夫等国演出。如今，她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
卓一龙与傅聪结婚后，生一男孩子，名叫凌云。
1982年，傅聪和妻子以及凌云一起来到北京。妻子是32年来第一次返回祖国，她在北京举行了钢琴独奏音乐会。大儿子凌霄当时18岁。之后不久，傅聪让他到北京学习中文。
像过去一样，傅聪的衣着总是随随便便，他常常穿中式对襟棉衣。他回国时，在亲友们送他的许多礼物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保姆周菊娣送的一双中国布鞋。傅聪爱看书。本来，在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两本书——父亲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已看了五遍以上）和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如今，又多了一本《傅雷家书》。傅
聪平时极少外出，也难得看电影、电视，只有进行网球决赛时，他才离开钢琴，在电视机前坐一会儿。他疏于在各种社交场合露面，也极少出席那数不胜数的宴会……
傅聪虽然在海外度过了20多个春秋，但与西方仍格格不入。那儿到处都是虚伪，如同傅雷在家书中所说：“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他们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蛮劲与狂热，我个人简直觉得难以理解。”
是的，傅聪深深地体会到，全世界绝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人情这么深厚。他说，我爱我们的祖国，我爱这里的人民。
我永远跟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太好了！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大富翁，因为我不会“钻”。但是我非常富有，因为我跟祖国、跟人民在一起。无数次了，傅聪沉醉在自己的琴声中，沉醉在对祖国、对父亲的思念和怀念中。
爸爸，祖国能有今日，我能有今日，你可以安息了。
我在心中拥抱你。
穿梭于海峡两岸
傅聪自1979年4月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1982年5月首访台湾以来，他不断穿梭于海峡两岸，为两岸的听众奉献琴声。
傅聪已成为受到海峡两岸欢迎的音乐家。
在1982年12月16日傅聪被中央音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之后，1988年5月18日傅聪又被上海音乐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一次次重归中国大陆，傅聪不像第一次回来时那般拘谨。他很坦率地说：我热爱音乐。能把一生奉献给这么美的艺术，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幸福，而且也是一种宗教。有了音乐，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搞音乐必须有天分，还要有像宗教一样的献身精神，二者不可缺一。国内现在有些人望子成龙心切，强迫孩子练琴。我对孩子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们做一个正人君子，仅此而已。
国内交响乐等严肃音乐不景气，我深表忧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充分体现出对教育、艺术的重视，要肯花钱。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无形中受到高层次艺术的熏陶。中国是古老的“礼乐之邦”，向来是重视音乐的。
对于年轻人纷纷出国，在我看来，不赞同出国捞大钱、发大财那种人；我同情和理解那些出国求学深造的人。我的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的根、我的心在这里，我是很想真正回来，为国家做些事情；另一方面，我又实在没有这个涵养，自己觉得“不及格”。所以我感到惭愧。因此，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来的，尽力多做些事情。
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是可喜的。但要改就得彻底地改，要开就得彻底地开。眼下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要办一件事，层次多、中间环节多、扯皮多，难得很……
一次次访问台湾，傅聪的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么紧张。
1987年4月1日，傅聪在台北市中山堂公演时，由于后台变压器的噪音过大，中场休息时他要求下半场关掉电源，改用蜡烛照明。他在烛光下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一则没有噪音干扰，一则在昏暗中人们更聚精会神谛听琴声，演出效果竟远远胜过上半场。演奏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
也正是这次在台湾演出，一桩小事，给傅聪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演出时弹了一首肖邦的小夜曲。散场后，一位女学生到后台找到我说：“你弹的肖邦那首曲子的中间一段，有点像苏东坡‘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境界。”我回去后一琢磨，觉得她讲得有道理。我的演奏启发了她，她的联想又启发了我。以后，当我再弹到这首曲子的那一段时，感觉就确实不同了。联想对任何艺术都是有好处的，包括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各个方面，它开拓人的思路，启迪人的灵感。
这次赴台前夕——1987年3月28日晚上——他在美国纽约红楼饭店回答记者提问时，答复了“您多年来拒绝去台湾演奏而现在一次次去台湾”
的问题。他说得很直率：
这里有两个道理：第一，我回大陆前绝对不会去台湾。我没有去大陆先去台湾，如果被当成“***义士”加以宣传，我就百口莫辩；第二，我去了大陆之后则一定要去台湾，因为我承认这是一个永恒的中国。
傅聪往返于海峡两岸，在他的头脑中也就产生了对彼此的比较。
傅聪说，就音乐人才的培养而言，“大陆这方面比较有系统有组织，而
台湾则倾向自我发挥。希望海峡两岸在
这方面能互相取长补短”。
他还说：“钢琴虽然是西方人发明的，但钢琴人才并非仅在西方人中产生。中国是出人才的地方，中国音乐界有很多聪明人。如能在教学方法、器材方面做些改善，中国不难成为音乐人才辈出的国家。”
1988年7月，傅聪的长子凌霄24岁，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傅聪专程赶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傅聪说：“他在美国这些年，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欠了情。小的叫凌云，12岁，属龙的。
凌云这个名字起得不理想，好像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要是我父亲在，一定会给他起个更雅一点的名字。这两个儿子，虽然都没有继承家庭的音乐传统，但乐感都很好。”
2010年2月12日，笔者在台北街头见到傅聪在那里演出的海报。
2014年10月17日，笔者在台北街头又见到傅聪80大寿演奏会的海报。
这只是笔者赴台时见到的两次而已。随着海峡两岸结束了剑拔弩张状态，傅聪频繁来往于海峡此岸与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