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傅聪》 傅敏坎途 免费试读
傅敏坎途
楔子
傅敏，傅雷之子，傅聪之弟。
你应该写一写傅敏。他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
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
老人意味深长地说了这几句话。
那是在1983年秋天，《傅雷家书》“代序”的作者楼适夷在他的寓所与我长谈了傅雷、傅聪的往事之后，用十分赞赏的口气，提到了傅敏。
箭荷出水，互有高低。傅敏和傅聪虽是同胞手足，并蒂莲花，然而外貌、神态迥异：傅聪身材颀长，玉树临风，浓眉大眼，谈笑风生，艺术家的气派；傅敏中等个子，瘦削，一望而知是一个书生。傅聪更多地像他的母亲朱梅馥，而傅敏则酷似父亲，甚至可以说是傅雷的“拷贝”。父子俩唯一不同的是，傅雷的头发朝右梳，傅敏的头发往左梳。
傅敏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当英语教师，教学大楼中的一间教室，成为他的宿舍。我曾多次去到那里，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是傅雷和傅聪，几乎没有涉及他本人——因为我最初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傅雷和傅聪身上。
两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像闪光的火花，使我注意起这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
一是为了仔细了解傅雷当年的生活环境，我访问了傅雷旧居。时过境迁，那里已经住进别的人家，让我无法了解傅雷家当年的面目。傅敏知道此事，竟给我画了一张平面图，一一注明哪儿是傅雷卧室，哪儿是傅聪卧室，就连三角琴、“二十四史”、电唱机、碗柜之类在哪里，都详细标明。
小事一桩，他如此认真。他的这张平面图，使我记起那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从不苟且的傅雷家书。
二是我在上海采访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结束了长谈之后，问及她的近况。她叹了一口气说，由于傅雷夫妇当年在高压下双双自尽，人们居然认为她有一股“晦气”，不愿雇用她做保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她陷入困境，不得不依靠给人洗衣度日……我去北京，顺便把周阿姨的近况告诉了傅敏。过了不久，当我再度去到傅敏那里时，他领我到对面的小屋，一开门，我吃了一惊——他已经把周阿姨接来！此后，我每次去访问傅敏，都见到周阿姨，他敬重周阿姨如同自家的长辈……我不由得记起楼适夷说过的那几句话——当时，我记在采访本上，但是那时的傅敏处于我视野的“盲点”上，对那几句话并未在意。
我访问了傅敏的老同事、老校长。从众人的言谈中，我才详细得知傅敏那坎坷的经历、爱情的波折，他对祖国、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他那疾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
哦，“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厚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1962年3月14日傅雷给傅敏信中所写的这段话，正是傅敏形象的写照。
我决定跟傅敏挚谈，打开他心灵的窗户。
傅敏的一双脚在屋里来回踱着。
“我有什么可写的呢？”
他依旧来回踱着，踱着。突然，他收住了脚步，把目光投向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随便聊聊吧……”
1953年暑假：为了小提琴他大吵、大闹、大哭你该记得，我们对你数十年的教育即使缺点很多，但在劳动家务，守纪律，有秩序等方面从未对你放松过，而我和你妈妈给你的榜样总还是勤劳认真的……但愿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而尤其是修养和品德！（傅雷致傅敏。1962年3月14日）1953年暑假，跟父亲大吵、大闹、大哭的一天，刀刻钢铸一般，永远留存在傅敏的记忆之中。
那是在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全家住在上海江苏路的那幢花园洋房里。
父子俩的争吵，原因很简单：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
傅敏，生于1937年4月15日，比傅聪小3岁。聪，敏，“哎！这两个字是同义词，但两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辞，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傅雷致弥拉。1965年6月14日）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
有一次，他上房东太太那里玩儿，无意中看到一把小提琴。那是原先的房主——一个犹太人——遗留下来的英国小提琴。房东太太见阿敏喜欢小提琴，干干脆脆，送给了他。
“红粉送娇娘，宝剑赠烈士。”这把小提琴送给傅敏，成了他最心爱的伴侣。
找谁教琴呢？
找雷伯伯！
雷垣，傅雷当年的中学同学。雷垣是数学教授，却念过音乐学院。
1962年2月21日夜傅雷给傅聪的信中说：雷伯伯“他是你的启蒙钢琴老师，亦是第一个赏识你的人”。
雷垣教过傅聪弹钢琴，他更擅长小提琴。他一听说傅敏要学小提琴，二话没说，收下了这个小弟子。
此后，傅敏还曾师从过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原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系主任、小提琴家陈又新。
兄弟俩你弹我拉，陶醉于音乐世界之中。傅聪早就立志当钢琴家，而傅敏也暗暗地立下誓言，要做一个小提琴手。
为了傅聪练琴，傅雷租了一架钢琴，不遗余力地培养傅聪从7岁半开始学钢琴。他规定傅聪每天练琴八小时，稍有松懈，立即严教。
傅敏呢？他主动要求学琴，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万万没有料到，傅雷却摇头。
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
大哭、大吵、大闹，全都无济于事。傅雷一旦打定了主意，用十头牛来拉，他也不会回头。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做了如下说明：
傅敏，又扬起了前进的风帆。
1966年9月3日：双亲弃世，欲哭无泪
我眼疾无进步，慢性结膜炎也治不好。肾脏下垂三寸余，常常腰酸，不能久坐，一切只好听天由命。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愈写愈眼花……一切保重！……我身心交瘁，工作的苦闷（过去）比你更厉害得多。（傅雷致傅聪。1966年6月3日）
1966年9月3日，他没有大吵，没有大闹，没有大哭，甚至没有眼泪。
人，在最悲伤的时候，欲哭无泪！
那一天，傅敏永远、永远不会忘记——那是用鲜血写下来的日子！
1966年9月3日晚8点，傅敏突然接到舅舅朱人秀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看罢总共才六个字的电文，傅敏如痴如呆，久久地、久久地木立着——“父母亡故速归”。
傅敏一声不响、一步未移，仿佛成一尊塑像似的。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是的，是的，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的傅敏，全身的神经都仿佛麻木了。
“父母亡故”？父母怎么会在同一天双双亡故？傅敏一看电报，便知道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傅雷，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有他的人格，他的尊严。面对一次又一次来自“左”的打击，他不低头，不弯腰，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对于父母双双弃世，傅敏既感到突然，也不感到突然。他，早已有了不祥的预感……
1965年11月10日，当姚文元抛出那篇毒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傅敏就意识到，一场大灾大难即将临头。
“左”锣密敲，乌云，在中国大陆上空翻滚，风声越来越紧。
1966年6月1日，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报上抛出来了。
“十年浩劫”的信号弹上天了。
当天，傅敏一看那篇“横扫”，就闻出了其中浓烈的火药味。他明白，他的父亲首当其冲，挥舞着的“铁扫帚”，第一下就会扫到傅雷头上。傅敏马上想及父亲写给他的那许多长信。
这些信落到那些“左”派手中，父亲对儿子所谈的耿耿直言，无疑将会给父亲带来深重的灾难。
傅敏向来视家书为珍宝。一封封，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编号保存着。
然而，眼下，偌大的北京，他竟找不到一个妥善、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历数父亲在京的亲友，竟然似乎没有一家可逃脱“横扫”之列的。
万不得已，傅敏想到了烧！与其被“横扫”出来作为父亲的“反动罪证”，不如付之一炬！
他知道马思聪家有一个炉子，便揣着那些精心保存的家书，去到那里。
他用颤抖的手点着了火。看着父亲那一丝不苟的手迹，那富有哲理的家书，他心似刀割。
熊熊炉火，吞灭了华笺雄文，把傅雷“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毁于一旦。所谓“文化大革命”，实则文化大倒退！“家书抵万金”，这些万金难得的家书的被迫烧毁，乃是中国文化浩劫中的一劫！
从此，《傅雷家书》只剩下一半——傅雷写给傅聪、弥拉的信件，因在海外，“铁扫帚”无法触及，这才得以幸存，得以广为印刷，成为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
当傅敏拿起父亲那封关于《英语史》的近20页的长信，实在不忍投入火中，留了下来。他知道留在宿舍里也是无法逃脱“横扫”的，便悄悄地交给他认为可靠的一位亲友。然而，浩劫，毕竟是浩劫，洗劫一切，如今那封长信亦不知去向，无从寻踪。
傅雷视家书如掌上明珠，每写一信，夫人便全文抄录一份留底。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傅敏偶然拣到两份幸存的家书底稿。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中总算得以收录傅雷给傅敏的两封信……
烧毁家书之后，傅敏更加挂牵双亲的命运。“左”浪排空，举国动荡，傅敏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日子，提心吊胆，唯恐双亲遭劫，往往一夜数惊。
悲风疾。惊心动魄的消息，不时从上海传来。一向书信频繁的傅雷，久不写信，由夫人代笔。
8月26日，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坐立不安，心绪不宁，仿佛预感到不祥，如惊弓之鸟。他来到北京长途电话局，打电话给家里。天气那么炎热，他握耳机的手却是冰凉的。电话打通了，他的耳际响起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阿敏啊？你怎么样？”
他还没有发问，母亲倒先问起来了。关于家里的情况，母亲轻松地说：
“都好，都好，你放心！”
这就是傅敏最后一次听见的母亲的声音！母亲，强忍着巨大的痛苦，说出宽慰儿子的话。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傅敏便收到了“父母亡故”的电报。
一夜之间，连失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
他恨不得插翅飞回上海，为双亲申冤雪仇。然而，在那风狂如刀、霜寒似剑的年月，奸徒弹冠相庆，贤达阶下屈囚，哪有正义可伸张，哪有真理可言说？连他本人出校入校，还要向“红卫兵”请示一番，哪有行动自由？无可奈何，他只得打消了回沪的念头，复电舅舅——“父母后事请舅代理”。
1968年8月：欲死未成，反遭批斗
亲爱的孩子……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傅雷致傅敏。1962年3月8日）
厕所紧靠在护城河边。1968年8月，趁上厕所的时候，他从窗口纵身一跃，头朝下，脚朝天，坠进河中。
他不会游泳。他想，这一次可以去到另一个世界，和早走一步的父母在那里会面……
那是在1968年8月，傅敏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已经被“红卫兵”
在学校里关押了好几个星期。
本来，由于校长杨滨的多方保护，傅敏的“身份”没有暴露，他的日子还能勉强过得下去。
然而，当杨滨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有人抛出了傅敏的档案。哦，原来女一中“藏龙卧虎”，还隐藏着这么个“阶级敌人”——“大右派”傅雷之子，“叛国投敌分子”傅聪之弟！
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斗傅敏与批杨滨连在一起：傅敏是杨滨的“大红人”，杨滨是傅敏的“大红伞”！
如果说，傅敏的家，是一张四条腿的桌子。在父母双亡之后，两条桌腿断了，而傅聪远在英国伦敦，他那条桌腿悬空。于是，桌子上的压力，全都压到傅敏头上。他，确确实实，承受了全部压力！
不幸连着不幸。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心上人……他把最纯洁的初恋之情，献给了她。《傅雷家书》中，傅雷给傅聪的信里提到的“阿敏小×”，那“小×”便是她。
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那时，傅敏是学校乐队的小提琴手，小×是舞蹈队队员，两人在文艺演出中相识。小×是一位俊美、端庄的姑娘，上海人，也是英语系的学生，比傅敏低几级。
当傅敏开始恋爱的时候，马上把喜讯告诉了父母。
1962年3月8日，傅雷郑重其事地给傅敏写来长信，俨然是一位“恋爱指导”，对儿子讲述了一条又一条“恋爱须知”，洋溢着他的爱子之情：
亲爱的孩子……对恋爱的经验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朋友中数十年悲欢离合的事迹和平时的观察思考，使我们在儿女的终身大事上能比别的父母更有参加意见的条件……
首先，态度和心情都要尽可能冷静，否则观察不会准确……其次，人是最复杂的动物，观察决不可简单化，而要耐心、细致、深入，经过相当时间，各种不同的事故和场合……
长相身材虽不是主要考虑点，但在一个爱美的人也不能过于忽视……
傅敏收到父亲的长信，立即给小×看了，并把信息“反馈”给父亲。
3月14日（离前信仅六天），傅雷马上又给傅敏写信：
很高兴你和她都同意我前信说的一些原则，但愿切实去做，为着共同的理想（包括个人的幸福和为集体贡献自己的力量两项）一步步一步步相勉相策。许多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认识，光是理性上的认识是浮表的，靠不住的，经不住风狂雨骤的考验的……111
在当时，在热恋之中的傅敏，还不懂得父亲所说的“风狂雨骤的考验”的真切含义。
当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常常来看他。在学校里，不论是老师，不论是学生，都知道小×是傅敏的恋人。
1964年，小×因病休学一年，回到上海休养。傅家清静，房子也宽敞，傅雷视她如儿媳，把她接来静养，还特地订了一份马奶给小×。傅雷对她说：“这儿，就是你的家！”
一切，都那么顺当，那么称心如意。正因为这样，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也常把“阿敏小×”一起提及。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之间爱情的“风狂雨骤的考验”：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这年年底，小×参加“大串联”，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
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写来一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他深深地爱着小×，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写了回信。
信寄走了。从此之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信寄走了。说实在的，他强忍着无言的痛楚——小×毕竟是他相恋四年多、感情一直那么融洽的恋人。正是由于真诚地爱着她，为了她的前途，他才回信同意“算了”。
信寄走了。失恋，尤其是初恋的失败，尤其因他身处逆境、举目无亲的时候，仿佛失去了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人生的知音。然而，也正因为他曾真诚地爱过小×，所以他从未责怪过小×。
多年之后，当他跟我谈及这段往事，他说：“幸亏没有结婚。要不，只会连累她，使她不幸！”他的心地，是那么善良！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
那首《“左”之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响彻云霄，傅敏被归入“混蛋”之列。他对种种极左思潮看不惯，心里又憋不住。一个学生因为说了句“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傅敏居然同情她，声称“毛泽东思想当然可以一分为二”！这种话，竟然出自“混蛋”之口，那还得了！傅敏还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
有其父必有其子，
有其兄必有其弟。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飞到了傅敏头上。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
饱，饿得眼冒金星。
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
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连一声也未曾吭过！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他的头发从小便是往右梳的，跟他父亲一样；此后，却不得不往左梳，以遮盖那块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妄图以***对抗运动”！好家伙，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用手摸电门，再度***。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
欲生不得，欲死不成，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淌过。
严冬，他躺在水泥地铺上睡觉，“牢房”里没有一丝暖意。早上醒来，连脸盆里的水，都整个儿冻住了……
1979年5月：他和傅聪并肩走在伦敦街头
我真高兴，真骄傲！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灵魂，在你身上和我一样强，我也大为高兴。（傅雷致傅聪。1954年12月27日）
1979年5月，在伦敦街头，傅聪陪着一个穿着银灰色西装、系着红色领带、头发朝左梳的中国人，轻快地走着。
他，便是傅敏，跟当年“牛棚”里的傅敏，天差地别，判若两人。
时间飞船，已经从苦难深重的“十年浩劫”，飞入1979年5月。
是的，在10年前，当他投河自尽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傅敏是到英国探望唯一的亲人哥哥傅聪的。趁探亲的机会，他报考英国一所语言学校，进修“现代语言”专业。160多名考生，只取30名，他，考上了。傅聪从各方面照顾他，使他在伦敦的生活很舒适……傅敏出国的时候，同事们挥手相送，都以为是永别。同事们猜测，傅敏从此一去不复返。其中的原因是可想而知的：
一、他的双亲，是那样死去的。
二、他本人，受尽“左”的磨难，差点丧生。
三、他在英国有着一个颇有地位的亲哥哥。
四、他是英语教师，何况从小在家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他在西方定居，既无语言障碍，也不会对生活不习惯。凭他的才智，在英国找个工作是不难的。
五、他在1974年结婚，当他来到英国的第二年，妻子也从国内来到英国。妻子同样是英语系毕业生，她借傅聪之助来到英国，更是傅敏打算定居英国的毫无隐讳的讯号。
完全出人意料，198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一封寄自海外的信》。那本是傅敏写给在香港工作的朋友郭先逑的一封普通的信，郭先逑读后，深深为之感动，便投书《人民日报》，推荐发表。
傅敏的信，是这样写的：
郭先逑同志：
我初步决定7月底到港，然后回国。
来英已一年余，我就读的课程6月中旬结束，然后游览一下英国，最后，访问了一个College（学院）、两所小学。下周还将访问两所中学，准备待两天，这是我的重点。同时，我准备设法搞点教材，主要是数学和英语教材。英国的教育问题也不少，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来此后，感想很多，总的感觉是：西方确实走在我们前头，但毕竟是资本主义，前途没有什么希望。相反我觉得中国今天虽然落后，但有潜力，只要政治稳定，彻底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我们的国家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国家……许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去。
其实，我出来时从没有不回去的念头；出来之后，更坚定了回去的念头……我觉得回去能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做点有益的工作，我这一生才算没有白白度过，我也心安了。
有人说我是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我承认我是爱国的，但不是极端的，因为极端似含“排外”的意思。国内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向往国外。
如果是为了学点东西，再回去为国效劳，我很赞成；但如果是为了享受而想定居国外，一则我能理解，毕竟十年浩劫，极“左”路线把大家搞苦了，二则我不赞成，如果都往外跑，我们这个国家靠谁来建设？
祖国好比是自己的母亲，我们能抛弃百病丛生的母亲不管吗？有的人是怕再来个反复，我觉得那已是不容易的事了，即使再来一次，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存亡的问题。我宁愿与哺育我成长的人民共存亡。
也许从小父亲对我进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很深……我对祖国前途是乐观的，但我深知道路是曲折的。
信，写得那么坦率、诚挚，没有半点虚伪，没有半句违心的话。他是那么想的，他是那么写的，他也是那么做的——他，真的回国了，依然故我，仍旧做他的中学英语教员！
他在1972年从北京第一女中调到北京另一所中学，总算解脱了长时期的监禁、监督劳动，又开始教英语。
对待教学工作，他从来兢兢业业。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里第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尽管当时傅雷、傅聪两口“黑锅”还背在他的身上，全校师生仍是众口一词，把傅敏评上了。他，有生以来，胸前第一次戴上大红花。
傅敏与傅聪，自1957年在上海一别，各在天一涯，只能借助于傅雷家书，知道一点彼此的信息。傅雷亡故之后，兄不知弟是否尚在人世，弟不知兄海外沦落何方。两相思，两不知。
1978年，英国有人来华，傅聪托他总算打听到傅敏，带来了一封信。
傅聪说：“我怀念北京的蓝天！”
傅聪思念祖国，思念亲人，祖国对他敞开大门。
1979年，上海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决定为傅雷、朱梅馥夫妇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邀请傅聪回国出席。
4月24日，傅敏赶到广州，迎接从英国转道香港归来的傅聪。
阔别22年！22年前，兄弟俩都还是20出头的青年，如今，双双步入中年。22年间，彼此都走过了极其坎坷的道路。抚今追昔，无限感慨。别后悠悠，“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4月26日，傅聪和傅敏在上海出席了父母的追悼会。会议开得那么隆重，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傅雷生前好友近300人出席，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出版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送了花圈。冤屈得昭雪，忠魂得慰藉，傅雷夫妇颔首微笑于九泉！
傅聪在上海逗留了四天。他万分感慨地说：“这次回来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追悼会结束之后，傅敏匆匆料理好杂事，就途经香港飞往英国，来到傅聪身边。他自费在英国求学一年，为的是提高自己的英语听力，研究英语的教学方法，以便回国更好地教中学英语。另外，他仔细阅读了傅聪保存的傅雷的近200封信件，全部复印，着手编选《傅雷家书》。然而，多少局外人不知他的赤子之心，都以为他从此安居伦敦。
行文至此，不能不及提及傅敏的妻子……
那是在1974年，傅敏已经37岁，仍孤身一人。经人介绍，他找到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姑娘。她，有着跟傅敏极其相似的经历：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父亲是大资本家，在“文革”中***身亡，她本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共同的厄运，在那种年月，使他们把同情作为爱情。两人相识半年就结婚了，从此算是有了归宿。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凡人小事而已，在社会的底层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夫妻俩命运相同，但志趣性格各异，彼此忍耐着罢了。
在扫除“四害”之后，他与她两家都大翻身，欢乐代替了悲戚，两家依然“门当户对”。然而，彼此同情毕竟不等于真正的爱情，往日忍耐着的矛盾，渐渐尖锐化。
那是在傅敏赴英进修一年，正准备回国之际，她向傅聪提出，也要去英国自费进修。傅聪答应了，她很快就来到英国，跟傅敏一起住在傅聪家中。一星期后，傅敏回国了。1982年2月，傅敏与她离婚。1982年6月，她与一个英国人在伦敦举行婚礼。从此，她就留居异国了……在爱情上，傅敏是那么的不幸，他已是第二次咽下苦果。然而，跟我谈起她，傅敏仍如谈及小×那样：“她是个好人。但是，人各有志。我要回国，她要出国，彼此的志向不同，只得分手。她在英国有了归宿，听说那个英国人待她还不错，我也就放心了……”
他坦然、厚道，丝毫没有怪罪离异了的妻子。听说她想念女儿，傅敏办妥了女儿的出国手续，托人带给了她……
他只怪自己：当初，不应当把同情当***情，把凑合当作结合。在打算结婚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觉彼此对待生活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年岁和处境，也就随和了……这，能怪谁呢？
1980年8月：他一回国就提出两点要求
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我给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
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傅雷致傅聪。1956年7月29日）“刘校长，我有两点要求，希望您能答应我、满足我！”
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坐火车回到北京，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他。寒暄毕，傅敏直截了当，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刘校长猜想，傅敏的要求，一定是调动工作：他本是一位高才生，“文革”前迫于家庭关系，“屈才”当中学教员。如今，傅雷***，傅聪名声在外，而他又刚刚“留洋”归来，怎么不会趁此调离中学？凭他的业务水平，到大学当个教师绰绰有余，工作远比中学教员轻，而且用不了多久，便可以成为副教授、教授；凭他父亲的种种老关系，他要到哪个出版社当编辑，或者像父亲那样专业从事文学翻译，那也易如反掌。只要他肯开口，不怕办不到。中学教师工作辛苦，待遇差，社会地位低下，有门道、有能耐的，谁不想“鲤鱼跳龙门？”
然而，出乎意料，傅敏的两点要求如下：
他提及，傅雷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是生活在太阳底下的。人接受了太阳的光和热，就应当把它传给别人。”
我读着，读着，脑海中忽然闪现一句著名的格言：“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傅敏，把太阳的光和热，传给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他不正是把毕生的精力，默默地奉献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了吗？
补记
当我写的关于傅敏的报告文学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后，上海《文汇报》等予以转载，我一下子收到许多姑娘的信，要我转给傅敏，向他表示爱慕之意。我不得不给傅敏转去。傅敏认认真真给每一位来信的姑娘复函：“我已有了心上人，谢谢！”后来，他与陈哲明小姐结婚。她是他的同事。如今，他与陈哲明安居北京一套新的公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