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 第二章“文革”时期国民经济“三起三落”的历程 第一节“一起”：1966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免费试读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执行，由于“大跃进”挫折和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搞“三五”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赞同。
1962年2月和3月，陈云在讲话中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10页。。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8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研究编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问题，提出了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意见。
根据这个精神，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国家计委档案：《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第二部分。这个计划将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13%。
1964年5月10日至13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这一初步设想。毛泽东插话，流露出一些不安。当汇报到工业、铁路、交通在“三五”计划内只能搞那么多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他认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关于农业投资，毛泽东指出：“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毛泽东对这个以农轻重为序编制的“三五”计划产生了不同看法，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国际环境在急剧恶化。
在中国的南面，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美国插手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由出钱出物支持南越政权，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人员参与。1964年，美国总统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北面，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在中国的西南面，1962年印度军队大规模入侵中国被击退后，中印边境局势尚未得到缓和。在祖国大陆的东南面，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从1961年到1965年，一直在叫嚣反攻大陆，多次派出飞机、军舰和武装特务进行窜扰。
当时，我国战备确实存在着问题。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在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主要是：一、工业过于集中。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付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于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不少位于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市附近。一旦遭到破坏，洪水将冲击北京、天津等附近，造成严重损失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这些都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出建议，调整“三五”计划解决“吃穿用”的指导思想。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北越实行军事封锁和轰炸。战火烧到中越边界，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严峻的国际环境，终于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再次下决心改变原定的国民经济建设部署。抓战备成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的“四五”计划。
根据这个精神，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简称《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与1964年5月的“吃穿用计划”相比，《汇报提纲》将基建投资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比例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375亿，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总投资为360亿元，占42％。原来没有安排的大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黔铁路，都成为重点项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国防工业体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被留置到“四五”计划考虑。这个计划所定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反映了“留有余地”的考虑，还体现了毛泽东不要把人民搞得太紧张了的精神，尽可能地照顾人民生活的需要。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这个提纲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三五”计划，也没有付诸批准。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1966年，“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开始正式执行。实际上，许多项目从1964年底就已动工，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66年4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昆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1968年可以提前两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国家计委肯定地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三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陈东林：《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216页。
196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同1965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03%。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但是，一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一步蓬勃兴起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设想。
由于1966年经济领域受到“文革”冲击主要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因此全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各项国家计划都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其中工业增长158%，农业增长92%。
